杨良敏
最新数据显示，人口形势继续发生变化。怎么看？当前，一个基本共识是，人口生产、流动的新情况对经济社会发展开始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加以重视。但是，要巩固和加深共识，需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人口生产是否还需要重视数量增长？人多力量大，是革命、战争年代和早期建设时期的金句，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就无法完成抗敌和生产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物质和医疗卫生条件有限，但人口生产得到重视，以致在30年间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数量翻番。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形势被“口”字绊住，人多地少的国情被放大，要减少或者控制食物消费者，从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延续30多年。进入新时期，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未富先老”的局面给经济社会现实带来不小震动，尤其像东北等地区社保资金的支付出现缺口，严格的人口生育政策开始出现松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陆续出台。这是人口及人口政策观念的重大转变。对于人口，不再是过分强调“口”的消费，而是看到“人”的生产和创造。人多能否养活，成为一个长期困扰又被证明是错误的命题。其根源在于忽视了人的创造力，以及科技这一变量在改变世界中的重要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效率经由科技进步大大提高，“口”的消费已不再是问题，相反它已经成为创造需求的重要来源，而“人”的生产是为扩大需求源源不断补充血液，同时为持续供给准备生产后备军。因此，“人”的生产格外重要。这一认识的改变被认为有点迟，但是改变总比继续被“蒙蔽”要强。
也有人会问，人类开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都要进行“机器换人”了，那还要强调“人”的生产和人口的数量增长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无论进入什么时代，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机器换人只是在生产流水线上对人的替换，但不是对人的替代，而是人的分布发生位移，更多进入制造的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研发，越是需要替换人，越是需要人去加大研发，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要人通过研究设计去逼近人的特征，使之真正能替换人完成相关工作；后端是维护，机器的使用是有寿命的，每个零部件在使用中会被磨损或者松动脱落，需要人去检修排除故障。国内最大的机器人企业新松机器人公司就提出将机器替换下来的人进行“回收”，通过培训教育充实到维护岗位，这个岗位需要大量人员，从而保证人的充分就业。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同时是对人的重要性的重新认识，机器可以换人但永远不能替代人。
其次，如何看待人口红利？消失的人口红利靠什么来弥补？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快速发展并不断实现超越，一个公认的因素就是长期低廉的人工成本造就了产品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如今，人口形势出现了变化。自2012年开始，一直被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被打破，当年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减少345万人。从2013年到2018年，这一趋势在继续，六年间劳动年龄人口（2013年起统计口径改为16-59岁）持续减少2225万人。
劳动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就是招工难、用工贵。目前，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很难招，工资价格也是持续攀升，加上养老保险，企业成本高、压力大。工资的提高、社保的完善，本是一件好事，对农民工来说是提高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机会，但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成本压力的加大。有研究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那有人会问：失去人口红利的中国，是否还有竞争力？应该说，失去低成本优势，对企业来说出路就是，要么往低成本地区转移，要么机器换人，要么转型升级。无论是哪种选择，都离不开“人”，而且对人的要求不同，其中后两种需要高素质人才，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每年成百上千万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正好适应这一变化，这是人的“质量红利”逐步替代“数量红利”，也是未来趋势，更是中国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人口流动发生变化，靠什么来平衡供需矛盾？我国不仅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而且自2015年开始持续出现流动人口同步减少。据统计，2015年到2018年，流动人口持续减少600万，同期人户分离人口也累计减少800万。其中，一部分是流动人口在城镇落户，大部分还是回乡就地就近就业。这对城市服务业和制造业用工是一个潜在的挑战，用工成本会不断提高。有研究显示，2015年以后，人口流动目的地更多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海峡西岸、成渝、山东半岛、滇中、北部湾、黔中等地。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转移的人口并没有流入京津冀地区，一些人口流出大省开始出现人口回流并且是净流入。这为当地企业和吸引其他地区企业梯度转移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对地区经济平衡有好处。东北地区是一个例外，人口净流出带来一系列困局需要破解。
应该说，破解人口流动带来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来实现。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便利化切实落地，让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当地，使之流得进、留得住。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生产和流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破除人口政策对人口生产的束缚，遏制“全面二孩”政策效应递减，通过生育奖励等措施全面激发人口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挖掘劳动参与的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让过早退出劳动市场的青壮年劳动力重返职场，营造劳动和工作光荣快乐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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