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倪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腾飞，也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开启了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历史进程。经过40年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旁观者，变身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历程回顾： 启动— 深化—规则化—大国开放
中国发展观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可大致分为哪几个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具有怎样的发展亮点？
隆国强：中国的对外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推进的战略，经历了从试水到自觉的历程，可大致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中国决策者审时度势，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断调整开放战略，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第一阶段是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年—199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分化，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地区，经济全球化逐渐深化。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首、亚洲“四小龙”追随，采取出口导向战略。拉美一些国家则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经济体在经历了早期的快速增长后，遭遇了发展瓶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地区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随着这些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开始向更低成本的经济体转移。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跨境转移，为后起经济体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成员，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与经济合作。但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被迫陷入两大阵营的夹缝中。中国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借助计划经济体制， 独立自主推进工业化进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一套保护发展的模式及相应的体制。1979 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这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但是，从长期的封闭式发展转向对外开放，需要突破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和既得利益等多方面的束缚，因此，早期的对外开放是一种自我突围。
一是对外开放理念的形成。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封闭发展的理念转向开放发展的理念，要突破长期形成的思想认识的藩篱。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是否应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流，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和利用其资金，是一个长久困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理论家的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大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开始派代表团赴境外考察调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30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赴西欧国家访问。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走访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15个城市，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代表团成员看到西欧国家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代表团回国后，用半个多月的时间研讨撰写考察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30日听取了代表团汇报， 汇报会长达近7个小时，讨论热烈。代表团认为，我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有助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中国对外开放认识的集中体现。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邓小平多次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要谋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关于对外开放的可行性，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分析了国际大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
二是以兴建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打造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1979年7月，中央做出了设立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批准并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建立经济特区，旨在通过借鉴国际上建立出口加工区的经验，一方面，可以按照国外投资者的需求，来完善投资基础设施（即投资的硬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在特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激励性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即投资的软环境）。
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等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的业绩。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之后，邓小平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部分政策。1985年，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后又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1988年4 月，中央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
三是吸引出口型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外汇十分紧张。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如何把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变成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实现出口创汇，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开放早期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三来”贸易中，合作外商提供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样品等，合作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劳工，加工组装后的产品由合作外方负责出口外销，中方收取工缴费。“补偿贸易”是指外商提供生产技术和设备，由我方企业进行生产，以返销其产品的方式分期偿还对方技术、设备价款或信贷本息。
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面临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面临着对外转移的压力。中国内地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优势，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外商投资企业来华设厂，自主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后自主寻找外方买家，形成了进料加工的新模式。与来料加工相比，进料加工过程中， 中间投入品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 在华企业承担进口费用和出口市场风险，但自主权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始采取进料加工贸易的方式。
面对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及时制定出台了加工贸易政策，即对用于加工复出口的进口料件实行保税政策，进口时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出口后核销。加工贸易政策并非中国首创，很多国家在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区内实行这一政策。中国的创新在于，加工贸易政策的实施不限于特殊经济区，任何地方的任何企业均可申请开展加工贸易，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
加工贸易政策的实行，使来华外商投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优势，顺利地参与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与此同时，对非加工贸易进口仍然维持较高的关税水平，可以继续保护国内原有的工业体系，以免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加工贸易政策的实行， 使我国抓住了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 吸引出口加工型外商投资者，将其资金、技术、管理和海外销售渠道的优势与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优势相结合，使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方式。从贸易方式看，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国家可以用这些宝贵的外汇进口短缺的技术和其他资源，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所以说，加工贸易是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
第二阶段是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1992年—2001年）。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1991年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最大的变化。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完成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新协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大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信息产业引领美国经济走向繁荣。东亚经济经历持续的繁荣发展，于1997年突然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危机重创了东亚大部分经济体。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南方谈话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等，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18日在北京举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1日~14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加快开放步伐，发展开放型经济； 实行全方位开放；进一步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建立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第一，利用外资跃上新台阶。一方面，特殊经济区体系不断丰富。1990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以后， 国务院又陆续批准设立了14个保税区，即天津港、大连、张家港、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福州、海口、厦门象屿、广州、青岛、宁波、汕头、深圳盐田港、珠海保税区。保税区具有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三大功能，是海关特殊监管区。
边境合作区是中国沿边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区域。自1992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有17个，对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和睦邻友好关系、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以产业导向为特点的外商投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1987年，我国首次颁布《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其目录》；1992年颁布《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 1994年颁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1995年6月，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0年6月，为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我国制定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对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项目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待遇。
在国家一系列重大对外开放政策的鼓励与引导下，这一时期我国吸收外资连年跨上新台阶。1992 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从1991年的44亿美元激增到110亿美元，增长了150%，1993年再次激增150%，达到275亿美元。自1993年以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继续增长，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当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实行汇率并轨与经常项目可兑换。外汇双轨制虽然有利于刺激出口，但也造成了很多不规范现象，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1994年启动了汇率并轨改革。一是将官定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的双重汇率并轨成统一的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决定的汇率，综合考虑当时的官定汇率、调剂市场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时的汇率水平定在1美元兑8.7元人民币，1994年平均汇率为8.62元/美元，和1993年的平均汇率5.76元/美元相比有较大幅度的贬值。这对于扩大出口和吸收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都有积极作用。二是对外贸易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取消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三是对进口等经常项目下的用汇凭有效凭证实行售汇制度，取消用汇计划。四是于1996 年12月1日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第三阶段是规则化开放阶段（2002年—2012年）。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 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中，就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做出了一揽子承诺。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入世” 谈判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其影响深远。由此，中国进入“规则化”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作为扩大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第一，落实“入世”承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按照“入世”承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中国修订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清理了数十万份政府相关文件，废止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文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经典案例。
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贸易大国地位确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系列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实施增强了我国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充分释放了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大潜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是加工贸易快速增长，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二是外贸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一般贸易快速增长。三是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地位不断提高。
第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跨境投资大国地位初步形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资准入大幅开放，中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之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大幅提高，跨国公司掀起了对华投资的热潮。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地位逐渐提升。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1997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2000年初，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 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0年3月， 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等“走出去”战略的内容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第四，启动区域经济合作， 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是由两个以上独立关税区达成的全面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制度安排， 是区域贸易安排（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RTA）中最常见的一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 开始启动自由贸易区相关工作。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即“10+1”）。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正式成立。2002年11月， 朱镕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我国又与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等开展了自由贸易区谈判。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和2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形势下，与其他经济体签署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更高的区域贸易安排协定，是我国扩大开放的内在需要，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四阶段是大国开放阶段（2013年至今）。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已经位列前列。2010年，中国GDP 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2009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第一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前三位的外商投资东道国和来源国。2013年后，中国对外开放迈入了大国开放的新阶段。
第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3 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决定扩展其实施范围。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批准在广东、天津和福建成立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批准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成立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10 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一倡议覆盖亚欧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2015年3月28 日，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坚持发展导向，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
第三，推动由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强调，要大力推动我国外贸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实现五个转变：一是推动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 二是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三是推动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四是推动营商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转变；五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地位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转变。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一是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新协定谈判，为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达成做出贡献。二是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倡议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三是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投票权。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四是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中国发展观察：回顾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在对外开放道路上取得了怎样的经验？
隆国强：回顾我国40年的发展历程，无论从世界发展的历史透视， 还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发展成就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 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建设者、贡献者。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开放，就会“死路一条”。但是，从各国实践看，并不是“一开就灵”，对外开放本身不是万灵药，必须要有合适的战略与得力的举措，才能真正实现趋利避害。
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第一，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中国的对外开放， 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直接指导下展开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主要是基于对国际大势的判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它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二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三是对社会主义与对外开放关系的重新认识；四是提出中国对外开放具体政策的措施。
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外开放是时代要求的深刻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放发展成为指导未来长期发展的重大理念。
第二，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战略是否正确，是决定一国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的关键。制定开放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加速推进工业化， 因此，开放战略就要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国家工业化。根据“两缺口”理论，开放战略主要目标是解决外汇短缺，为此， 我国采取大力承接出口型外资、发展加工贸易等多种得力举措，成功地实现了出口创汇。未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更好地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
第三，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 与时俱进地调整开放重点与策略。回顾过去40年发展历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滞胀，全球经济增长低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世界经济空前繁荣， 资金充裕，外需强劲。同时，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带来严重冲击。在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国内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比较优势转换，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发展目标与动力调整。内外部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对外开放战略因时而变、因势而变，绝不能一成不变，特别是不能因以往的成功而固守原有战略。
第四， 要承担和自身的发展阶段、自身的实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不承担国际责任，就难以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但是， 过早过多地承担过大的国际责任， 透支自身能力，对自身的长期发展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更要注意把握好力度。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开放之路
中国发展观察：纵观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货物进出口的快速发展始终伴随其中。中国货物贸易的开放发展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对于中国货物贸易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建议？
隆国强：货物贸易领域的开放发展既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开放型经济建设的重要动力。货物贸易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在40年的时间里，一直扮演着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角色。最近几年国际贸易环境有所恶化，但货物出口对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稳定持续发展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
过去的40年，我国货物贸易的开放发展实现了重大跨越。我们从一个依靠资源型商品出口为主的经贸小国，变成了依靠制成品出口的货物贸易大国。我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之所以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充分融入到了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充分地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
在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内外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外商投资企业大量进驻， 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 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得以确立， 并进一步深化。中国在为全球生产提供物美价廉的原材料、为海外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消费品的同时， 改变了全球的贸易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 其中货物出口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危机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 中国虽然受此影响也出现了对外贸易下滑的情况，但要好于世界其他主要贸易国，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依然保持升势，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中国货物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高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明显提高，出口产品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
就贸易方式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创造性地发展了加工贸易，依靠自身的劳动力、土地低成本优势，吸引海外资本和技术，参与国际产业链，大力发展两头（资金技术和市场）在外的加工贸易， 走出了一条开放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的新道路。近年来，顺应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外贸转型升级的发展，中国货物贸易中一般贸易开始成为主要方式。从贸易的地区分布来看， 中国货物进出口对象国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当前，我国货物贸易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价值链重构、国内制造成本持续提高等。从国际分工与市场竞争角度看，我们正面临“两头受挤”的境遇。随着发展中国家纷纷参与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加工、出口中，我国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激烈的来自更低成本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同时，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又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
我国货物贸易未来发展的重点，是努力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如今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迅速削弱。与此同时， 一些新的优势也在涌现，比如：大市场、完备的产业配套、大量高技能工人、低成本的科技型人才储备等。未来，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新优势，实现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升级，提升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一步，我们要及时调整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政策，要从进口替代的战略和政策转向开放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而这其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将是下一个阶段我国货物贸易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中国发展观察：在开放的大格局中，服务贸易在过去40年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您如何评价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重点？
隆国强：现代经济是服务的经济。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业更加专业化，并且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实现离岸生产、在岸消费，可贸易性大大提高。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提升。
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随着整个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逐步展开的，中国服务贸易在过去40 年的改革开放中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70多倍，从1982年的43.41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7815.06亿美元。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商务服务）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已从1982年的0.67%提升到2015年的6%，而服务进口额占比从0.46%增长到10.11%。由于受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下降了15.94%，远高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起的降幅。在2010年，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就迅速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但是，与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货物贸易不同，从1992年起，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值逐步扩大，到201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值达1808.55亿美元。
尽管中国服务贸易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也不断提高，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仍然滞后于货物贸易。中国服务贸易在全部国际贸易额中的占比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意味着服务贸易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未来，随着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增加，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重点，第一，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这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第二， 要跨界融合，挖掘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第三，要空间集聚，提升服务贸易质量和竞争力。第四，要服务创新，增强服务贸易发展速度。第五，要强化市场主体，巩固服务贸易发展基础。第六，要双向开放，拓宽服务贸易的发展渠道。第七，要利用好国际规则，积极开展服务贸易的多双边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相互间服务业市场的开放， 稳定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节奏。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深化国内服务业的改革。只有扩大服务业开放，没有相关改革的跟上，开放效果会大打折扣。今后要切实改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的局面，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有效互动，将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改革开放试验田：特殊经济区
中国发展观察：特殊经济区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重要载体。您如何评价，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为代表的各类特殊经济区，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隆国强：我国40年的对外开放进程，不是“撒胡椒面”式地全面摊开的，而是有重点、有节奏地选择若干区域，兴办各类特殊经济区，“百舸争流”地探索试验对外开放的政策，待其成熟后，再向区外复制推广。我国的特殊经济区， 主要包括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以及2013年开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未来将要建立的自由贸易港区等。这些特殊经济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改革开放的问题与风险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成功经验则被广泛“移植”到全国，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功不可没。我国发展特殊经济区的经验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经开区”）是经济特区经验的复制推广，起步早，1984年就开始设立，截至2016年12月共有219个； 分布广，遍布我国所有省市；体量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30多年以来，经开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对推动全国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期，经开区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自贸试验区”）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从2013年9月首个自贸试验区挂牌，到目前已经形成“1+3+7+1”的自贸试验区发展布局。不仅包括东部7省市，还拓展到中西部5省市。我国在自贸试验区试验的不仅有关税豁免、通关便利等“边境措施”，更延伸到贸易、投资、金融、监管等“边境后”的国内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设立自贸试验区有着重大意义。第一，建设自贸试验区是自主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就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标杆”作为建设目标。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率先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我国开创历史先河。与通过对外谈判实现的约束性开放和对等开放不同，自贸试验区的鲜明特点是主动开放和非对称性开放，充分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性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自信。第二，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扩大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举措。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高地”，而不是优惠独享的“政策洼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自贸试验区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自主开放与防范风险、重点与全面、破与立等关系，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制度创新成果。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特殊经济区无疑具有着先行先试的探路作用，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引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建立特殊经济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经验。未来，我国的各类特殊经济区，都有其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任务。改革开放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不能将目光放在过去已有的成绩上，应继续艰苦探索，发挥好特殊经济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新时期对外经济关系： 变化与机遇
中国发展观察：2 0 0 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积极参与应对危机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对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治理架构改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在您看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具有怎样的必要性？在新形势下，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您有哪些建议？
隆国强：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代，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这是中国综合实力跃升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必然选择。体现出我国对外战略和参与全球治理理念上的变化，也是对国际上各方面期待的积极回应。
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70多年以来，全球治理体系秉持着自由贸易的理念，构建起一套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体系，对全球经济繁荣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也为全球和平提供了保障。
但是，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确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其更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不足。二是没有及时反应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过去，发达国家在世界经贸投资等领域占有很大比重。现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经贸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但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及时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投票权等方面，仍是滞后的。三是规则制定严重滞后于众多新领域的迅速涌现，比如跨国投资、信息化带来的数据的跨境流动等，当前的全球治理还缺少新的统一规则。四是全球治理体系效率低下。当今的全球治理体系是非常庞杂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在多边层面，有世界银行、IMF、WTO等， 同时还有着数百个区域贸易合作安排，以及成千上万个非政府间的各种国际组织。这样庞杂的体系带来的是效率的低下，尤其是国际组织的效率低下。比如，已经成立17 年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未能完成，暴露出其谈判效率较低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发达成员不积极的原因，也有WTO“共同一致”的决策机制导致的低效率的原因。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时期。一是全球治理体系的理念面临挑战。过去是以自由贸易为主，如今随着很多新理念的层出不穷，比如公平贸易、对等开放、经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理念， 都会影响到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二是大国博弈。当前美方提出的很改革倡议，有很多并非基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率和进一步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而制定，而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夹杂着针对新兴大国的地缘政治考虑。毫无疑问，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也将会影响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
中国正在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跟随者、受益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不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领导者或主导者，我们只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今后，中国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中国发展观察：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愈发变幻莫测。在您看来，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怎样的对外经济关系新变化？ 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地位发生变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在复杂的对外经济关系中获取发展新机遇？
隆国强：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从全球实体经济层面看，我们既有新机遇也有新挑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是我国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在引进高端产业、人才和“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方面，也存在很多新机遇。新挑战也不少，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不少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保护措施。我国正处于比较优势转换期，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来自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尚未形成，面临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巨大压力。
从大国博弈层面看，一方面， 作为一个经贸大国，如今中国已经可以通过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塑造发展的外部环境，主动创造机遇。另一方面，必须看到， 新兴大国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从国际社会角度，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的出现，不同国家有着不同反应。有的国家看到的是机遇，有的国家看到的是国际格局变化带来的冲击。守成大国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所谓的“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交织在一起，未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现在美国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并已经开始通过关税战等措施，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尽管美国声称其不是要搞新冷战，但是我们应认识到，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调整。美国正在积极从多个规则层面采取措施建立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试图重新孤立中国。
从全球治理层面看，当前全球治理规则处在加速调整期，新的规则仍在制定中。美国正在试图重构一套于其更加有利的全球规则，在WTO改革中，妄称中国“ 不是市场经济、与WTO不兼容、不是发展中国家”，极力推动制定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利规则，如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强制性技术转让等。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如何防止被边缘化，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方向演进，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未来我国对外开放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未来，中国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将非常复杂。对此我们要有充足准备。我们应认识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必然会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大国、强国的进程中，这些挑战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我们不要因外部环境的严峻而感到惊慌， 而要从过去4 0 年的成功经验中吸取智慧，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与时俱进调整开放战略， 坚定不移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坚定不移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努力营造一个与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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