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日子过得不易，已成为很多人对生活的感叹，“压力山大”，是常挂嘴边的口头禅。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感受更加真切。逃离还是留下？二选一，不是正解。政府公共政策循着百姓生活的“痛点”，努力回应减负减压的心理诉求，是共同的期待。
曾几何时，人们披星戴月寒窗苦读，目标是考到大城市读书，留在大城市工作吃上“皇粮”，就是“祖上积了德”；趁着城门打开，涌进城里，不需文凭也能找到工作，挣了城钱回乡下盖上大房子，再苦再累也甘心……无论是以哪种路径进城，不同人以不同方式、不同心态，感知这个时代的变迁。
几十年过去，从乡到城，进进出出，人来人往，一茬接着一茬。每一茬，都有每一茬的故事，构成不同的人生拼图，折射出时代前行的轨迹。
上世纪80年代，通过读书挤进城市，是少数人的幸运，精英的足迹闪耀着夺目的光芒，被许多人艳羡而难以企及，工资水平虽说不高，但享受着一切被安排好的安乐与满足，生活压力相对较小，下一代可以高起点享受城里的便利和文明，命运完全有别于乡下的同龄人；而这时也有少数精明的农民挤进城，成为最早的淘金一族，其中为数不多的从此扎下根，过上了富足的城市生活。
90年代，开始出现大变化，进城不再是精英的专利。拥挤的大潮中，各显神通。转轨时期的福利，抓住了就是幸运；没抓住的，就靠自己扑腾，市场提供试手的机遇，做成了就有了原始积累，拼搏的艰辛换来生活压力的释放，算是幸福了。但是，还有许多没成的，就要背着压力进入新世纪。
在新世纪进城的，大变革赋予的选择机会很多，但差距也在快速拉开。其中，最大的变量且影响至今的并不是学历和文凭，而是住房，不可思议。这期间，房价开始大幅上涨，一线城市几乎都出现十年十倍的行情，至今还高悬在半空。这种情形下，人群的划分，直观的标准不是职业身份的区别，而是有房户还是租房户。对于前者，无论面积大小，有了它心里就有了底，压力就小很多；对于后者，后悔自己没有早出手也于事无补，当高位“接盘侠”，生活和心理压力都会大增，只能通过“放宽心”来缓解压力，但是租金上涨乃至疯涨，就是“剜肉”的痛了。最近，一些大城市房屋租赁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就让租房一族感到无奈，压力陡然倍增。
无论是高房价还是高租金，都成了这个时代百姓生活压力的重要来源。网上有人调侃：“房价消灭中产，房租消灭穷人”，意指，高房价让中产阶层背负巨大的还贷压力，号称百万千万身家，其实就是“房奴”，而买不起房的“穷人”，租房也困难了，在城市难以生存。关键是，人们还要面对养老孝亲、养儿育女等负担，几面夹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赡养老人，尤其是照顾生病卧床的老人，给现代上班族带来不小的压力。独生子女、兄弟姐妹少的，遇到此类情况简直不可想象，支出压力是其一，如何长时间看护是最大考验。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不光教师压力大，家长跟着孩子做各种“家庭作业”，应接不暇，还有各种补习班、课外活动。知识储备、教育方法问题是一方面，时间精力、工作压力也是个问题。一个孩子都忙不过来，二孩就更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此外，医疗负担给予现代人的压力与日俱增。因病致贫不只发生在农村，城市居民同样无法逃脱，一场变故就可能瞬间“回到解放前”。
由此，如果不能系统地为居民减压减负，消费能力受限，消费动机被抑制，那全社会消费升级就是句空话，形成理想的橄榄型社会也缺乏有力支撑。
社会进步了，压力也大了。快时代过上慢生活，是一种奢侈。节奏快了，不学习、不适应，生存本领弱了，就可能被甩下来，甚至被淘汰，无形压力很大。对这些被甩在后面的社会边缘人，如果缺少人文关怀，不能社会兜底，不仅有失公平，还易滋生怨气和戾气，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如何平衡、如何减压，仅靠个人去努力适应社会恐怕不够，政府需要有所作为，以增加社会弹性。
第一，做好加减法。老百姓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支付能力的不足和时间精力的分配矛盾。支付能力不足是收入因素，同时与成本过高有关。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是做加法；做好民生事项的有效供给，尤其是制度供给，力促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均衡分布、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提高，并增加人性化安排，同样是做加法。而降低支出成本是做减法，减的是不合理的扭曲成本。在提高市场配置效率的同时，需要对市场扭曲尤其是人为扭曲导致的市场失灵进行重拳治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是给市场主体减压的有效手段。加快发展养老社会化服务、给予生育妇女更长的带薪产假和物质奖励，是缓解时间和精力分配矛盾的重要举措。
第二，降低税负是直接增加收入、减轻压力的民意诉求。无论是企业税负，还是个人所得税负，都有减税空间。改革税制，既有外部压力，也有内部需要。像个税法的修改，大幅提高免征额，并把家庭各种负担综合扣除，已经有了广泛共识，需要尽快落地，这既是为居民减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少生不生的有效办法，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