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纲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围绕着质量变革，中国正在展开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变革。质量变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目前正在研究中。我从以下五个方面交流一些初步的认识和思考。
以增强质量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念变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年均增长9.58%的世界奇迹，2017年GDP超过82万亿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装备制造业国家和最大货物进出口国家，中国经济状况仍然是大而不强。以制造业为例，根据“制造强国战略研究”报告（该项目支撑了“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对制造强国综合指数进行比较，美国高居榜首，制造强国综合指数高达155.87；日本、德国在第二阵营， 紧随其后；中国以81.42位居第三阵营前列。从近几年的跟踪分析看， 现在的趋势没有根本变化。
我们可以作进一步分析，制造强国综合指数由4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构成，其中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规模发展、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对中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贡献最大的是规模发展指标（36.71），其次是结构优化指标（19.32）、持续发展指标（13.83），而质量效益指标（11.56）在四个一级指标中是最短板，也就是最大的瓶颈。从这个维度可以更深刻认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的重大意义。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强国一定是质量强国。质量不仅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反映国家的综合实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向质量要竞争力。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是中国经济开启新时代的特征，是经济发展理念的一次深刻变革。为此，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
以“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为追求的发展目标变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十九大召开之前的9月份，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4号文件)。这一文件中提出了中国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强调了质量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 突显了质量提升中高附加值和优质服务供给显著增强、产业价值链升级和质量效益型特征更加明显的取向，创新性地提出了质量竞争型产业规模要显著扩大。这些充分体现了质量是价值、质量是效益的经济属性。
根据1988-2016年主要国家出口商品单价比较分析，德国等工业国家在出口商品质量方面保持引领地位，中国虽呈稳定上升态势，但与主要工业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基于2016年的数据分析，对出口产品结构进行比较，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质量竞争型产品出口的占比高达57.9%、65.8%，而中国主要是价格竞争型产品，占比达到80.4%。
品牌强度是反映质量效益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所谓品牌强度，是指单位GDP拥有世界知名品牌的数量。从2017年主要国家每万亿美元GDP的全球品牌500强个数来看，美国等工业国家为两位数，而中国仅为3.02 (个/万亿美元)。
“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是质量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是质量管理理念的深刻变革，意义重大。适应这一变革，需抓紧研究两个重大课题：一是构建新型质量统计评价体系，实现质量效益型发展状况的可观测、可分析、可考核， 促进质量持续改进和效益持续提升；二是创建质量维度的产业结构分析新方法，科学定义高中低端产业结构，精准表达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和路径，引导各类资本加大质量投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以优化质量制度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变革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质量发展更高更新的定位。作为我国现阶段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4号文件）在制度层面进行了全面创新，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取向。
一是促进供需体系平衡的质量制度政策取向。比如，建立质量分级制度，激励质量创新与进步，满足多层级多元化需求；改革标准供给体系，促进标准供需平衡；建立完善质量信号反馈机制，引导理性消费等。
二是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的质量制度政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如完善第三方质量评价制度，推进生产许可向认证制度转变，实施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等；同时，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建立中央质量督查工作机制，构建优质优价的政府采购机制，构建新型质量统计评价体系等。
三是强化基础性支撑性功能的质量制度政策取向。例如，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体系，国家科技计划持续支撑NQI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建立质量工程技术人员评价制度，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现代学徒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度，完善质量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等。
四是面向国际更加开放融合的质量制度政策取向。例如，开展国际优质产品的质量比对、瞄准先进标杆实施技术改造，开展重点行业国内外标准比对、提升国内外标准一致性程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质量国际合作，推动品牌价值评价国际化进程等。
国家质量制度政策的全面创新，必将推动质量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将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进一步促进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进一步促进质量基础性建设的进程，进一步促进开放型经济格局的发展。我们应当把握质量变革的实质，加快构建质量治理的新体系。
以质量创新为动力的产业升级路径变革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引发质量技术与管理的变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颠覆了传统质量技术与管理，产生了智能质量的理念， 在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中促进产业向着优质、高效、绿色、柔性、低耗、安全的方向发展。例如，质量设计方法变革，在虚拟环境中制作模型，并进行实验和验证，模拟仿真对于减少失效率、提高质量、缩短产品研发周期产生了革命性改变。又如，质量检测控制变革，传感技术造就了制造全过程各环节动态检测的大数据，以此为基础，实现工艺优化和改进，大幅度提高产品质量水平。由此，质量已经成为过程优化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质量控制技术成为“传感器+软件”。再如，质量基础技术变革，基准量子化、量传扁平化导致国际计量单位制将重新定义，计量技术体系正经历历史性变革，世界测量技术规则将予重构。制造业的深刻变革， 也带来了标准理念和实践的创新， 模块化标准的出现就是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其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程序结构进行优化，以最少的内部多样化改变，满足尽可能多的外部多样化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从而获得更高质量、更快效率、更低成本。还如，质量管理模式变革，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促进了面向用户的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质量闭环，质量管理的新模式推动了产业升级进程。
质量技术管理的创新与变革是当前世界性课题。我们需要通过质量技术管理的创新变革，突破质量提升的瓶颈，实现换道超车，打通从质量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对此，应予更高重视， 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研究机构的主体力量，完善政府引导机制，尽快破解这一系列的重大课题。
以“大质量”为取向的管理模式变革
中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大质量”的定位，既包括实体经济中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也包括宏观经济运行质量， 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地位。中发24号文件明确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新的质量工作格局。为此，应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创新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一是在国家领导层面，建议设立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委员会，类似于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或者食品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顶层领导架构，统一推进质量强国战略， 实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二是在管理体制层面，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工作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根据质量发展的规律，赋予质量管理体制的战略性、综合性定位。三是在推进机制层面，以国际视野，统筹国内质量提升与全球质量竞争与合作；持协同举措，统筹宏观上规划引导、政策激励与微观上市场规范、公共服务；用系统方法，统筹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与质量法治、质量文化、质量科技教育等同步建设，从而增强质量推进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中央提出了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指出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方向，体现出敏锐的战略判断和实现持续发展的定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迈入新时代的征程中，一定能够通过变革，在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中实现既定目标。
作者为原国务院参事、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本文是作者1 月27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的发言，本刊记者张菀航整理，刊发前经作者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