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
当前，我国正处在比较优势发生转换、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加速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要牢牢地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
在我国比较优势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要高度重视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第一，增强产业竞争力是适应中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内在要求。1978年，我国出口额还不到100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排名中列第32位。那时，我国制造业是以满足内需为主，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后来，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通过引进出口型的外资，实行加工贸易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将我国劳动力素质好、成本低的优势充分发掘了出来。因此，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大国。这个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也应看到，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不高。比如手机， 很多高附加值零部件是在不同国家生产，然后拿到中国组装的。作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长期以来， 中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的增值环节。如果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上涨，也许还可以持续地干下去。但如今，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地高过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GDP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48美元， 提高到2017年的9400美元左右。我们应看到这种变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此，为更好地适应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必须积极思考如何提升产业竞争力。
第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如果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提升，可能会导致汇率下跌，就有可能出现按人民币计价GDP增长快，按美元计价GDP增长慢。2016年，中国实现了6.9%的经济增长率。但若按美元计算，增长率仅为1.3%。有鉴于此， 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按人民币计算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中高速，以美元计的经济增长率也要保持中高速，这就需要保持汇率稳定甚至汇率升值，其基础是不断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通过观察发现，世界范围内一个普遍现象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相对于其购买力平价（PPP）是高估的，而发展中国家则是低估的。人民币的汇率同样是被低估的。如果我国的产业竞争力不能够随着比较优势的转换进行接续、提升，就有可能出现按人民币计价GDP增长快， 按美元计价GDP增长慢的现象。
那么，我们究竟何时能跨域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表示一国的经济发展过了中等收入就能够自然进入高收入阶段，它不是一个自然过程。二战后，全球110多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那些跌入陷阱的经济体，各有各的原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至少有两个共性：其一，都实现了从速度型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其二，其产业竞争力是持续地在提升，否则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也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要求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应处在中高端水平。如果在全球分工体系里、在全球价值链里长期处于低端，是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的。比如，要实现高质量就业， 就要给我国劳动者，特别是为每年8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体面的就业岗位。体面的就业岗位意味着要在全球分工体系里处于中高端，能够创造高附加值、多赚钱。因此， 必须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抢抓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同时，要牢牢地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以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很多机遇和好的条件，包括全球需求转旺以及我国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配套能力的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等等。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一是用新技术革命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国际漂移的特性，从高成本国家向低成本国家梯度转移。近年来， 机器替代人的趋势加快。这背后所蕴含的含义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变化，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有可能把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增值环节变成一种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活动。劳动成本在整个产品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如果能够引导企业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未来很长时间，我国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传统上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已经变革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用好这个机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避免大规模外移，使我国继续保持“传统产品”出口大国地位。
二是把握好新技术革命，争取实现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换道超车”。长期以来，中国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实行的是高保护、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因此国际竞争力提升不快。随着比较优势的转换，我们希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够加速增强国际竞争力， 这就意味着必须改变过去进口替代的战略，要适时地引入国际竞争的压力，让我国企业能够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新技术革命可能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带来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产品， 形成新的竞争力。
比如汽车产业。我们看到，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当走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汽车都变成支撑其出口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对中国而言，虽然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第一大汽车生产国，但坦率地讲，我国传统汽车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在一些关键技术和环节上（如发动机、变速器），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依旧明显。今后，我国如果能在新能源汽车、数字化自动驾驶汽车方面，把握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完全可能实现“换道超车”，成为一个汽车出口大国。
三是用新技术革命增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由于我国的服务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使得服务贸易逆差快速增大。如今，当全球经济都转向服务化，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进一步增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今后，我国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引入竞争、引入先进技术、引入先进管理和高端人才；另一方面，还要用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改造提升服务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使我国能够尽快地增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服务出口。
努力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离不开良好的发展环境。必须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始终是要靠自身干出来的。为此，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要着力营造“ 两个环境”：一是在国内，营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在硬环境方面，我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软环境还须进一步改进，并且改进空间很大。比如，法律要更加完善和健全；企业更加守信；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政府的审批效率、服务效率等要进一步提高。
二是在国际上，形成一个良好的外部商业环境。我国现在有双重身份，一个是新兴的经济大国，随着比较优势的转换，国际竞争面会越来越宽；另一个是新兴大国，要特别关注守成大国对华政策走向。虽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但也要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越来越多，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因此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商业环境， 以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这其中，要特别关注中美间的经贸关系。特朗普上台后，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中美关系保持在一个正常轨道上。随着中美双边的利益关系融合越来越深，合作空间很大，理性的选择一定是合作共赢。但是，由于美国近年来出现了对华“战略焦虑症”（即认为中国追赶得越来越快，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将面临挑战），使得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夹杂着商业利益，又包含其全球战略考虑，其对华经贸政策可能会出现一些“非理性”选择。对此，中国政府与企业应高度关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特别要防范出现外部冲击与内部风险叠加震荡的局面。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本文是作者1月27日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8”上演讲， 本刊记者张倪整理，刊发前经作者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