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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则是帮助实体经济企业轻装上阵、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一项长短兼顾、标本兼治的重要举措。2015年，中央提出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任务。2016年，尤其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发布以来，中央和地方围绕降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并加快各项政策落实。2016年降低企业成本超过1万亿元，2017年预计再降低企业成本超过1万亿元。然而，当前企业对降成本的感受却不深。
降成本宏观成效显著而微观感受不深
（一）宏观层面政策红利释放显著
随着降成本工作纵深推进，降成本政策取得实效。2016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超过1万亿元，2017 年预计再降低企业成本超过1万亿元，有助于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困难， 提升国家竞争力。降成本本质上是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有助于缓解实体企业成本压力，并在经济下行周期帮助企业脱困发展，促进经济体竞争力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6年打出降成本政策“组合拳”以来，实体企业成本不断下降，经济效益稳步改善。2016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同比下降0.1元；利润率达到5.97%，年环比提高0.19个百分点；实现利润增长8.5%，扭转了2015年下降的局面。2017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同比分别减少0.02元和0.35元；利润率达到6.11%，同比提高0.42个百分点；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2%，是6年来同期最高增速。随着企业成本下降，发展环境逐步改善，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我国竞争力全球排名从2016年的第25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18位，首次进入全球前20强，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足2万美元经济体中排名最高的国家。
二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经济内生动力。降成本实质上也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国家工商总局大数据分析显示，2016年， 社会对市场环境正面评价比例高达87.5%，比前三季度提升1.7个百分点，比2015年提高4.5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在3年间跃升了18位。营商环境改善后，市场活力充分迸发，新旧内生动力顺畅接续。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同比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2017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企业同比增长11.1%，新登记企业日均增长1.6万户，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日均增加4.9万户。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茁壮成长，新动能正在撑起发展新天地。
三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政府与企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以及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而政府性收入偏高、虚拟经济过度侵占实体经济利润、上游资源能源行业过多挤压中下游行业利润，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质上也是从源头理顺各部门间收入分配关系，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合理降低企业“五险一金” 缴费比例等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人工成本，实质上是政府向企业让利。通过规范银行服务收费、保持合理充裕流动性等降低融资成本措施，理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入分配关系，实质上是促使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让利。通过推广直供电、完善基本电价执行方式等降低用能成本，以及完善港口船舶使费和港口设施保安费收费政策等降低物流成本，实质上是促使能源、运输等关键垄断要素成本，推动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让利。
（二）微观层面企业感受仍然不深
从微观层面的实体经济企业情况来看，降成本效果与企业期望仍有一定差距，企业仍面临较大成本压力，呼吁政府出台更大力度的降成本措施。
一是降本增效惠及面还有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9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的季度问卷调查显示，2016年四季度，仅有25.7%的被调查企业报告享受到了相关优惠政策的帮助和支持，并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分享到的政策红利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优惠政策受益的大型企业比重比中型企业高9.4个百分点、比小型企业高15个百分点。我们的测算表明，若仅以工业企业代表实体经济企业，2016年降成本1万亿元以上，只约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的1.1%；若考虑到大中型企业约占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2.1%，而企业数量仅占16.7%， 则从降成本绝对量来看，数量多达83.3%的小型和微型企业能分享到的政策红利极其有限。
二是降本增效感受度还有待提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7年4月至7月开展的“降成本”调研显示， 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仍然不高，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依然是多数企业的诉求。调查结果表明， 80.4%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52.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44.7%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企业人工成本， 41.6%的企业认为需继续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40.9%的企业认为需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26.3%的企业认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四类因素制约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提升
出现降成本宏观层面成效显著而微观层面企业感受不深的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一）政策障碍削弱政策应有效力的发挥
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各部门出台的降成本政策多为原则性、指导性，而目前各地区降成本统计机制和考核机制还不完善，在落实政策、宣传政策等方面存在激励不足，同时基层政府在财税、多数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等降成本攻坚领域也没有政策空间，政策的细化实化受到一定制约。营改增等部分政策不聚焦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甚至偏向虚拟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
二是配套措施不健全。营改增后部分行业抵扣链条不健全，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程序仍复杂。如，住宿和餐饮等行业难以取得进项税、融资成本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税款抵扣环节未打通等；降低税费后的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取消调整政府性基金后的人和事的安排、降低企业社保缴费后的地方社保缺口等还没有统筹安排。
三是政策协调不完善。降成本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各政策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囿于部门小团体利益、同时也受部门职责限制等，仍然存在政策冲突、消极推进等问题，降成本效果被削弱、政策落实被阻滞，不利于提升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
（二）体制矛盾制约政策应有效力的释放
一是财税体制不健全制约税费负担减轻。我国税制结构以间接课税为主，约占总税负的70%， 以企业为缴税主体，约占总税负的90%，国内企业税负痛感比其他相似税负国家要更强。非税项目多而杂，仅行政事业性收费就不下500项。相对“税”是公开的、法定的，“费”则是由各部门自行制定、规则不透明，尤其是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税不够、费来凑”等现象，增加企业隐性负担，并给企业发展造成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尽管各地已出台措施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并有少数地区已取消或停征全部省定行政事业性收费，但在实际操作中，除部分省定项目外，地方多没有清理权限， 企业仍面临繁杂的收费项目。
二是融资体制不完善制约融资成本降低。金融资本是逐利的， 在目前虚实盈利差距较大环境下， “脱实向虚”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政府性担保体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等，对于缺乏足够抵押物和信誉的小微企业，就更难从银行取得合理贷款；金融垄断强化了相关银行的议价能力，在监管不足情况下，其通过抵押物登记评估费用、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咨询费以及捆绑销售理财产品锁定贷款、预先存款等形式变相增加企业融资成本。
三是“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制约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部分领域审批环节仍较多、时间仍较长等， 尤其是安评、环评等评估检测结果还不能共享共用，既费钱，又费时，还费力；应配套的法律法规未及时修订、应配套的人财物资源未调整等，改革整体效果打折扣。
（三）企业内因阻滞政策应有效力的显现
部分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 对政策缺少及时准确的了解和理解，且应用政策能力不足；部分企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能制造、创新营销模式、应用供应链管理、实施目标成本管理等方面能力不够，“跑冒滴漏”时有发生，难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改进营销水平、完善管理制度等降成本；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高、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投入偏少，难以通过持续提高生产效率降本增效。此外，社会流行“会叫的孩子有奶吃”等观念，出现“闷声发大财”“总是叫苦”等现象，加之企业采用的成本比较方法不尽合理、对降成本效果显现缺乏耐心等，政策成效与企业期望总有差距。
（四）客观条件约束政策应有效力的效能
决定企业成本高低的因素复杂多样，既有政策因素，也有制度因素，还有客观因素等，共同影响了降成本政策成效向企业的传导。如，税费负担可通过减税降费措施降低，融资成本可通过清理规范银行收费、建立政府性风险补偿机制缓解，制度性交易成本可通过“放管服”改革、建设统一市场体系减轻，社保成本也可通过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降低，等等。然而，劳动力工资、生态环境、土地租金等要素成本却会伴随资源禀赋变化和发展阶段提高而呈上升趋势，这会侵蚀降成本政策红利。同时，受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低成本比较优势、美欧等发达国家新一轮减税浪潮的双面夹击，我国实体企业处在国际激烈的成本竞争漩涡中，面对国外逐渐凸显的低成本优势，国内企业的降本增效感受易受削弱。此外，我国长期积聚的结构性矛盾在不同地区、行业、规模企业存在着差异，加之我国经济体量大、结构复杂，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问题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需要长期性、系统性、精准性的优化环境政策来逐步化解。
发挥好政府和企业合力， 提升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
企业发展的高成本时代已然到来，逆势降成本，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突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政府加力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加力技术创新提高降本增效能力，中央政府强化顶层设计和部门协调、地方政府强化配套创新和细化落实，更加注重政策的长期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精准性，合力提升企业降本增效获得感。
（一）各部门和各地区在继续打好降成本政策“组合拳”基础上，不断创新制度降成本
在聚焦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前提下，针对目前降成本政策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应整体考虑、长短结合、加减法并举、乘除法并用，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和优化体制机制，尤其是各地区应加快政策的细化实化、加强政策宣传和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将已有政策发挥到应有效力，形成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的长效机制。
一是聚焦实体经济，矫正降成本政策方向。聚焦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是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基本前提，应实现结构性降成本政策为主、普惠性降成本政策为辅， 重点完善制造业结构性减税政策、创新优惠政策、人才支持政策、土地弹性出让政策等，尤其是应尽快落实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举措，着力聚焦减轻实体经济企业负担，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负担重问题，提振实体经济企业发展信心。
二是做准加法，扩大降成本政策空间。适当提高赤字率，为减税留出空间。适时征收房产税和遗产税，为降低间接税腾出空间。划拨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为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创造条件；加快社保基金全国统筹，为社保基金结余不足地区降低企业社会保险费腾出空间。进一步健全区域间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适度提高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尤其为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减税降费创造条件。
三是做实减法，重点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适当降低增值税基本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小微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范围。清理规范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加快向社会公开收费目录、收费标准、执行主体、管理方式等。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减少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推广PPP减轻财政支出压力、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并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深化医疗、体育、养老等领域事业体制改革，盘活政府存量资产。
四是做活乘法，扩大降成本政策效应。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完善创新政策体系， 加快创新载体、创新平台、创新基地建设。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加大守信激励和失信惩罚力度，增强全社会的信任度。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工艺和管理等创新，不断完善创新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从根本上提高企业降本增效能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为抓手，不断健全国际产能合作机制，利用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等资源优势，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五是做彻除法，营造良好减负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简化审批环节和流程，全面实行阳光化网上透明作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银行和产业投资基金，不断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深化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加快完善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加快土地出让金向土地使用税转变。合理运用财政、货币等总需求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稳定市场预期，为降成本营造宽松的宏观环境。
（二）各企业充分用好中央和地方已出台政策措施降成本基础上，不断创新技术降成本
企业应及时主动了解政策、学习政策、理解政策，充分应用好中央和地方已出台的政策措施降低经营成本，尤其是在相同“起跑线”的宽松政策环境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之时，更应主动把握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提高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智能制造、创新营销模式、应用供应链管理、实施目标成本管理等方面实力来提升企业自身降本增效的能力。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对企业来讲，要么创新，要么死亡。”在当前绝对成本难以下降的高成本时代，企业更应通过不断增加创新投入等有效成本来提高员工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相对成本， 并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竞争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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