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定下了稳定之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关系保持了总体的稳定和发展，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后，中美元首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两国元首通话频繁，就双边关系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坦诚交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首次访问中国时，提出构建下一个四十五年的稳定的中美关系。如果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打开交往的大门算起，中美之间已经恢复交往四十五个春秋了。前不久，杨洁篪国务委员过境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中美双方再次确认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将于年内对中国进行访问（白宫10月16日公布，特朗普将于11月8日至10日访华）。杨洁篪指出，维护中美关系良好发展势头， 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亲自引领下，近来中美关系取得重要、积极进展。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国外交的重要方向之一，这就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出发， 在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从强起来的时代定位，构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格局，奠定两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顶层设计架构。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于形成下一个五十年的中美稳定关系，意义深远。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搭建起四十五年来中美关系稳定的制度基石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相继签订， 建构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准则，维系了四十五年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第一份联合新闻公报是1972 年的“上海公报”。“上海公报”奠定了今天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基本原则，对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特别是这四十五年来中美关系格局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份公报签订时，正值冷战高潮，国际总体格局上美苏争霸，美国处于战略守势，中苏关系处于战略对峙状态，中美在战略上走近具有现实性和必要性。而且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抽身，战略上也需要打开新中国的大门，建立起沟通的渠道。作为“上海公报”的核心内容之一，台湾问题的表述奠定了美国“一个中国”原则政策的基石和中美交往的政治基础。
中美第二份联合新闻公报是1979 年的“建交公报”。“建交公报”延续了“上海公报”的原则和精神，是在中美持续交往，中美之间最大的外部威胁苏联没有消除，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打开与主要发达国家交流的通道背景下签订的。中美建交的条件是美国要跟台湾“断交、废约、撤军”， 在这个前提下中美达成“建交公报” 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式确定中美关系交往的准则和美国的“一中” 原则。但是军售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美国通过国内法的形式（即《与台湾关系法》）维系对台关系，承担所谓的对台义务和责任，严重干涉我国内政和主权领土完整。
中美第三份联合新闻公报是1982 年的“八一七公报”。“八一七公报”的核心是解决中美“建交公报” 没有解决的对台军售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干扰了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但时至今日，美国也没有根据“八一七公报”的承诺，兑现对台减少军售的要求。而且美国里根政府还有对台的所谓“六项保证”作为对“八一七公报”签订后对台湾的所谓“安抚”。其时代背景是里根政府全面对苏强硬，为了“拉住”中国，而采取的战略妥协。
总体上看，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中美大国博弈的产物。但是其所围绕的主要核心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涉及的是中美交往的大原则，在总体上中美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对于发挥中国的战略比较优势，实现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美国基于“一中”原则、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为基准的架构，搭建起了美国对华政策基本骨架，采取了“两面派”的战略外交手段。根据中美关系的发展时而突出“一中”，时而突出《与台湾关系法》，“台湾牌”成为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和获取战略利益的操作点。
在当时背景下，国际格局的基本情况是中美走近，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实力上美强我弱，中美实力不对称，在中美苏大三角中我发挥的是关键性的战略作用。自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后，美国独步天下，完全主导国际事务，原有中美苏格局结束， 美国对华战略需求降低，自此至今三十多年，中美再也没有达成联合新闻公报，而且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战略遏制与接触的双轨阶段。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国际战略形势
四十五年来，中美三份联合新闻公报建基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准则。从中美 “八一七”公报签订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年，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冷战后的动荡， 也经历了“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领域给世界带来的挑战。总体上看， 这三十年来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是中国逐步崛起，综合实力逐步抬升，而美国由于过度扩张，透支国力，导致总体战略实力相对下降，而中美俄（苏）的大三角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国际间格局的转换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选择和取向，给国际局势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核心问题是美国作为全球战略稳定和平衡的支柱性力量，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二战战胜国参与构建的战后政治经济体系， 在美国战略实力相对下降而其本身又出于国家利己主义的需要，在国际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抽身”，政策回转国内的背景下，使得维系全球战略平衡的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特别是在大国边界和实力界限的交界地带，例如乌克兰、叙利亚、卡塔尔、南海、台湾、朝鲜等，这些点构成了中、美、俄之间的实力较量点和问题集中点，利益格局彼此互相交织。
从总体格局来看，乌克兰、叙利亚、卡塔尔主要涉及美俄、美欧和欧俄等大国关系，而南海、台湾、朝鲜问题主要涉及中美关系，而且是我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从地理上看，这些欧亚大陆与海洋交界的区域边界地带，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焦点所在。奥巴马政府后期，乌克兰、叙利亚成为美俄角力的主战场，而南海、朝鲜成为中美之间博弈的主要场域，特别是南海问题，非常突出。特朗普上台后，推行对外“抽身”，政策内转， 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依然参与，而且力度不减，但是将热点地带的热点问题当作提升美国实力，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交易点，以此获得对美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美俄协调处理叙利亚问题，调整对朝鲜政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提出构建下一个稳定四十五年的中美关系架构，坚持对俄对话等。
这些都预示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特别是欧美国家内部民意的调整，正在发生大的战略偏转。根据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所表述的内容，即一个“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已经开启。世界格局从冷战后西方完全主导，动辄动武干涉别国内政的时代，进入一个西方不能完全主导，而又可以主导的时代。在大国格局的边缘地带，利用利益交汇点，制造麻烦进行博弈以获取利益，成为这个时代大国博弈的主要特点。
随着南海问题的沉寂，朝鲜问题、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当前主要的热点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台湾牌”成为美国在贸易、朝鲜问题迫使我方让步的“附随产品”。
特朗普上台前后在台湾问题上的操作，以及批准对台14亿美元军售法案基本是美国传统政策的延续，但是出于解决朝鲜问题的需要，在军售案通过后迅速致电习近平主席，其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诚意是有的，但是又利用台湾施压我们配合美国解决朝鲜问题，同时还为美国军工集团赚取利润，可以明显感受到其背后的精明和商人的务实算计。
从战略高度出发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华期间表示，要建构中美下一个四十五年的稳定关系。立足中美关系的长久和稳定，有必要建构起中美关系稳定的架构，从多种因素综合来看，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出发，谋划中美下一个四十五年的发展，形成中美关系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政策性文件，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稳定提供规范性文件。
抓住战略节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可以抓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契机，达成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性成果，成为开启中美下一个阶段的关系的规范性文件。
总结回顾中美四十五来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成果，确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今天的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不同于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时代背景告诉我们，中美关系的格局转换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立足我国国情，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国情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立足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下一个五十年中美关系的基石和基础。确立中美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进一步夯实台湾问题，对于台湾问题美国要“再保证”。尽管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战略位置有所下降，但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核心利益所在，要力图就美台军售、美台关系等问题再次声明美国政府既有立场，在美国国会频繁通过对台法案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美国国会的法案，包括允许美国军舰进入台湾的内容将严重动摇中美“建交公报” 的原则和前提，严重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影响中美关系大局。需要美国行政当局对美国立法当局的行为有所表态和节制。
针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发表中美的意见或看法。中美关系有着广泛而共同的利益，在国际问题上也有着一些相似和相近的看法，有必要就中美共同关心、关注的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涉及人类命运发展的问题表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合作，稳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建立互惠共赢的中美经贸联系。有必要就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经贸发展谋划下一个阶段的关系和原则构成指导性文献， 为中美投资协定以至中美自贸区谈判谋划未来。建设高水平的中美自贸区，对于构建环太平洋自贸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总体上看，今天的历史发展条件和内外部环境，为达成中美关系稳定架构创造了有利因素。为了下一个三十年的稳定发展和集中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稳定国际关系大局，从战略高度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示范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