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1981年，在希腊雅典举行的一个国际经济学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演讲中阐述了其著作《短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激起在场的中国学者吴敬琏的思考和共鸣。吴敬琏对科尔奈说，希望这些观点能被中国人了解。五年后，《短缺经济学》中文版面世，一时引发洛阳纸贵。
同样是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回归到了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意味着党的方针和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起点。此后，这个判断一直延续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
时移势易。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但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还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这个速度和成就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想。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曾体会过“短缺”的滋味——从实体商店到网上商城，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从日常用品到高速铁路，“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一些行业和产品出现过剩，“去产能”成为宏观调控的关键词之一……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在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时隔36年之后，中央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再度作出重大调整。
这一调整的内涵丰富，意义深长。从对人民需求和愿景的描述看，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显然，“美好生活”涵盖的范围及层次远超过“物质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从对现实状况的描述看，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就从生产力领域扩展到了包括财富分配等在内的生产关系领域；而以定语“不平衡不充分”替代此前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效率与公平”等关系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将“不平衡”置于“不充分”之前，说明相较而言， “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和严峻。发展的不平衡，既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也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充分，则主要指就人均发展水平来说，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国际排名依然靠后；同时，以创新驱动、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良好等标准衡量，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正是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十九大报告作出一系列新的战略谋划和部署。报告明确提出，在今后三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将分两个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先用十五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用十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目标，较之于先前确立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及“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表述，不仅在时间上有所提前，在立意上也更为宏大高远。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庄重宣示，他要求全党“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我们看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所对应的正是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呼应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和期盼。
当然，理解并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特点，还需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提示我们，既要树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与自信，又要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踏实与坚韧，还要有“海纳百川，壁立千仞”的包容与平和。如此，才能不负新时代，走好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