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最近，中央高层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传递出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研究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题。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7月2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的四项议题中，前两项分别是，部署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确定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措施，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此前的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曾听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汇报，要求发挥社会资本作用促进有效投资。
不到一个月内，高层会议接连聚焦“两资”——外资和民资，可见决策者对投资问题的重视，也反映出这两个领域存在着某些令人担忧的状况。
以下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对相关背景的了解：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4415.4亿元，同比下降0.1%。另据国家统计局经济“半年报”显示，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外商投资5468亿元，同比下降4%；港澳台商投资6417亿元，同比下降4.7%，降幅均比1-5月份有所扩大。
在民间投资方面，其增速几年来 “跌跌不休”，由2013年的23.1%一路滑落到2016年的3.2%。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呈现触底企稳迹象，回升至7.2%，但仍低于整体投资的增长速度，民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也继续下降。
外资进入中国的脚步放慢，从外部因素看，同全球化格局生变，发达国家对资本、产业及技术的输出趋于保守并力图吸引其回流有关；从内部因素看，同我国的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硬约束抬升了投资门槛有关。后者当然并不完全是坏事，意味着我们的引资取向正从“求量”迈向“求质”。但是在此过程中，一定要防止那种“中国有钱了，不再需要外资”的心态和论调，避免出现外商投资的大幅滑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向更高形态发展，跟上全球科技进步步伐，都要继续利用好外资。”换言之，外资在今天仍可为我们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理念等明显的外溢效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依然需要借助外资，促成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
相较之下，民间投资经历断崖式下跌，成因更为复杂。主要包括：实体经济低迷使一些民企陷入困局，部分民间资本“脱实入虚”后，又因泡沫破裂而遭重创；政府和国企投资的强势地位对民间投资产生一定“挤出效应”；阻隔民间资本的“玻璃门”、“弹簧门”等隐性壁垒长期没有打破，投资准入领域受限；新型政商关系尚未构建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对民间资本刻意戒备或冷落；还有的“新官不理旧账”，随意违背承诺、侵害民资合法权益等。凡此种种，有的是多年未能解决的老“病灶”，有的则是随着政经形势变化而产生的新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民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达六成以上（虽然连续几年降低，但2016年仍占到61.2%），并以其活力和高效率，在有效投资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民间投资若不能走出低谷，必会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同外商投资趋缓、民间投资下滑形成对照的，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势头强劲。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称，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1830亿美元，超过外商对华投资，增幅高达44%。这其中，民企和国企都有突出表现。对外投资飙升，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有助于更好地整合、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应当乐观其成。不过，一些企业在海外非理性投资甚或恶意外逃等行为以及由此隐藏的风险，也引起了高层警惕与舆论关切。我们已从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此类案例的报道和讨论。
从本文开头提到的几个会议以及近期一系列部署来看，决策层意在通盘谋划“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考量外资、内资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基本思路或可归结为三个关键词——有效，公平，安全。
有效。“有效投资”这一提法，近年见诸政策文件的频次渐高。何谓有效？大致可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等几个维度来衡量。唯有在这些方面发挥正向作用的投资，才能称为有效投资。
公平。无论对哪种资本、哪类企业，激发和保护其投资积极性的关键都在于提供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而判断环境良好与否的核心标准，就是法律和政策上的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安全。微观上，企业需注意防范投资和经营风险，政府在鼓励企业投资的同时，亦有引导、规范之责；宏观上，应从维护国家金融、产业安全的角度防控各类风险。
这三个关键词，有效是目标，公平是保障，安全是底线。循此路径，将稳定并强化各类投资主体的信心和预期，则“中国投资”和“投资中国”的健康前景可期，进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自然，这一路径的打通与夯实，有赖于各项既定改革任务及政策措施的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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