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程
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方式发生的变化，金融业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各种隐性风险进一步凸显，防范隐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漫延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当前隐性金融风险呈现新趋势
一是受经济放缓和投资低迷的影响，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2016年三季度全国GDP总量为5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2.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2%，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呈继续下降的态势。按照一般规律，经济环境直接影响到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在经济持续放缓、投资低迷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也在快速增加，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从2011年四季度起到2016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连续19个季度双双上升，其中不良贷款余额为1493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6%。
二是银行通过技术手段调整贷款分类，真实不良贷款情况远超账面。商业银行贷款通常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前两类为正常贷款，后三类合称不良贷款，有银行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关注类贷款中至少有一半以上其实是不良贷款，据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3.5万亿元，是不良贷款余额的233.3%，但即便将这部分贷款也纳入不良贷款，仍无法真实显示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状况，一方面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数据是其加大内部核销之后的结果，另一方面银行通过对不良贷款的展期暂时掩盖了风险，国际评级公司惠誉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由于部分不良贷款被展期或挪至表外，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很难评估”，香港大和资本2016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6%-18%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认为“中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的银行贷款近1.3万亿美元，这些贷款可能转化为约占GDP 7%的潜在银行损失”，如果按后面这一份报告的估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约在15%左右。
三是伴随“去产能”的加快，过剩产能还将继续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去产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措施，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行业短期内经营困难，其中钢铁、煤炭、光伏、水泥、有色等行业违约情况较为严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国上市企业“问题债务”已达全部债务的14%，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300%。当前我国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约在60%－75%，而国际标准一般为79%－83%，即仍有4%－23%的产能会被淘汰，上述钢铁等五大行业约有2.8万亿元银行贷款，按一般标准计算今后还将使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继续增加。
四是地方债务风险依然严重，有向财政风险扩散的趋势。由于其自身发展的惯性和一些现实原因，地方债的规模仍在继续攀升，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以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作比较，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2016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新增中央政府债务限额1.4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18万亿元。虽然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高负债率已使一些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个别地区还超过了债务负担的警戒线，如辽宁的负债率达到197.47%，贵州120.2%，云南111.23%，均超过全国人大划定的红线。
五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加大，随时有向其它领域溢出的风险。截至2015年年底，互联网金融总交易规模超过12万亿元，接近GDP总量的20%，2016年一季度末，第三方移动支付金额达到6.2万亿元，是上年全年总交易额的一半。此前相关机构曾预测，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市场规模将达17.8万亿元，未来五年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4.67%，到2020年预计将达43万亿元。由于互联网金融业务更加复杂，产品的关联性和风险传染性更高，也更容易出现风险，当前许多机构正在向三四线城市布局，那里的金融监管相对薄弱，信息相对闭塞，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加。
化解当前隐性金融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发挥金融政策的导向作用，强化金融监管。应加强金融风险研究，增加对各类易发风险的预见性，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范金融市场，矫正不合理的金融行为。应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完善人行征信系统，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P2P平台等纳入征信系统，完善工商、税务、电力、海关、环保、质检等部门的信息公开制度，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基础数据，完善资产登记制度，规范资产交易行为。
二是站在国家立法层面完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2016年10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十分紧要和急迫的，但要全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还应该在国家立法层面进行规范，尽快制定出台《互联网金融法》及其配套法规，科学界定互联网金融的概念，明确各类业务的性质和规范，按照不同业务类型明确监管主体，确定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地位。在确立依法监管原则的同时，要坚持适度监管的原则，不能因为监管捆住了互联网金融的手脚，更不能超越法律规定对正常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加以种种限制。
三是在金融风险较为突出的地区，建立金融风险分级预警机制，防止风险出现溢出效应。应整合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资源，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及关联金融风险的监测、判断，建立统一的金融风险预警报告机制，根据金融风险事件的紧急程度和影响范围设定不同的风险等级，分别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向外漫延。
四是合理划分财政与金融的职能，防止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法律界限，各级地方政府要带头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规范政府的对外融资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求，合理规划地方投资需求，对融资项目实施分类管理，减少政府一次性投资的频率和额度，缓解财政压力，对外融资项目坚持谁借谁还、风险自担的原则，地方政府不得通过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进行间接融资。
五是对地方债实施限额管理，防范其风险。认真执行新《预算法》，严格控制政府债券总量，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债只能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并强调完善地方财务报告制度和预算公开制度，逐步建立在全口径预算基础上的中期预算制度，对政府债券的规模也有严格规定，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程序，严格控制发债规模，地方政府要按照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违规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变相担保协议，变相增加地方债务。
六是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减少银行信贷风险。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分散融资风险，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那些潜力大、成长性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到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鼓励企业的内源性融资，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实业，通过多方努力，不断拓宽企业的融资来源。
七是加强对金融创新中的混业风险的防范。金融创新要立足我国国情，避免“求大求洋”，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业的微观主体，应发展自身的特色业务，形成专业优势，不要刻意追求无所不能，监管部门要建立以风险资产管理、动态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为主线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指标体系，通过有效监管，引导金融机构更加关注创新中的金融风险。
八是加快“去产能”步伐，加快企业破产和重组。针对人员安置、企业债务核销、资产处置、破产重整等企业退出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加快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去产能”的整体步伐进一步加快，排除其诱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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