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被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的2017年，已经过去了近六分之一。新近公布的2016年全年及2017年开年各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运行的积极因素增多，企稳回升势头趋于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2月18日举行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上表示，经济的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可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去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见成效。
值此经济释出向好信号的关键节点，有必要对一年多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方式、路径等进行一番审视和评估，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持续、深入地推进。
结构性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发展的主线，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有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现实考量，更重要的则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大势的判断和把握。改革的目的，是矫正日益凸显的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6年全面启动以来，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要点，取得了一定进展。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使其有“实质性进展”。这一表述从侧面说明，五大任务的落实情况还不尽如人意。而在五大任务之间，也存在参差不一、得失互见的问题。
尤其需要警觉的是，在推动实现“五大任务”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表现出倚重行政力量、轻视市场力量的倾向。例如“去产能”方面。本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或破产，并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倒逼“僵尸企业”有序出清，才是淘汰过剩产能的最优选择。但在现实当中，有的地方出于影响“稳定”等担心，回避市场化、法治化手段，采取以行政命令限产量的方式。经验证明，用行政的办法“去产能”，虽有立竿见影之功，却是治标不治本，往往“去”得快，反弹也快，不仅为将来落后冗余产能的“死灰复燃”埋下隐患，还会人为扭曲市场传导信号，带来价格上涨和通胀压力加大等不良后果。
又如“去杠杆”方面。与其他四大任务相比，“去杠杆”无疑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难度也更大。我们看到，地方政府通过其所掌控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投融资平台对问题企业实施“债转股”，成为实践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去杠杆”模式，舆论亦对此期望颇高。但须知，这种具有较强行政主导特色的债转股只是暂时实现了债务负担的账面转移，要谨防风险的押后、累积乃至扩散。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促成债转股而硬性“拉郎配”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甚至有的地方以供给侧改革为名出台了限制竞争、推行地方保护的政策。由此可见，如何摆放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位置，使之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仍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解决的课题。重行政、轻市场，一方面同传统意识和思维惯性依然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各级政府、部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认识不清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是重点，“结构性”是关键，“改革”是根本。就“五大任务”而言，既是改革要达成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切入并推动改革的重要抓手，绝不能简单视之为某种“政绩指标”或“政治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当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具体来讲，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提供社会保障，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简言之，就是做市场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情，而不是与市场抢事情做。
应当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充分体现出这样的认知和站位，在部署今年的“五大任务”时，多次提及市场化、法治化的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则反映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风险管控、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政策安排中。会议还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动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而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要义即在于以“两只手”的平衡和协调，来谋求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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