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姜 巍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确定了“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提出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等重点任务。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决定2017年以至今后几年经济发展走向的重要课题。
诸多因素影响经济持续发展
“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欧美各国政治动荡，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各个国家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年中的英国脱欧和年末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等‘黑天鹅’事件，使得世界主流媒体和观察界人士大跌眼镜，给全球政治、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日前，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在2017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致辞时表示，第一是外需不足的挑战，一方面挤压我国外贸空间，另一方面对外转移富余产能将更加困难。第二是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大，外汇储备面临进一步缩水的风险。第三是海外投资的风险升高，在政局不稳或保护主义抬头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经营更加困难。第四是新兴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等，与我国争夺外资投资项目将更趋激烈，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主张美资企业重回美国。可以说，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给我国带来的增长红利正在消失。
反观国内，“在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下降、结构失衡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仍在积聚，一些地区发展困难等突出问题日益增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论坛上如此表示。
“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特点，既存在潜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可谓是双重风险并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论坛上表示，在这种双重风险并存出现的情况下，传统的宏观调控方式遇到了根本性挑战。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的宏观调控是针对总需求展开的政策调整，如果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方向是单一的，这种针对总需求采取的总量调控是有效的。而当双重风险并存，一方面成本提高推动了通货膨胀，一方面需求疲软导致了经济萧条，在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情况下，从需求侧入手，采取总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遇到了极大的局限，表现在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全面扩张，固然有利于解决经济环境衰退，但会加剧通胀的压力，把潜在的通胀压力唤醒。如果全面紧缩，有利于遏制潜在的通胀爆发，但会加剧经济衰退和下行。作为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遇到了发达国家历史上遇到的问题，但到今天他们并没有解决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矛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也在演讲时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2016年经济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存在四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和需求升级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集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张军扩分析，不难看出，相对于其他矛盾和问题而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更具有根本性或者本源性，而其他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风险和部分地区困难的问题，则不同程度的都具有衍生性，是由内生动力不足引起的。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经济内生动力能够显著增强，其他问题要么就会大大缓解，要么就会具备比较好的解决条件。
促进潜能释放，增强内生动力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经济未来5-10年的增长战略”金融沙龙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通过多次研读《论持久战》后认识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也应坚持持久战战略。持久战不是指中国经济长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而是说，短期内，由于存在债务病、利润病、泡沫病等严重经济污染而面临严峻挑战；长期看，中国是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经济前景向好。
赵昌文说，持久战不是指持之以恒，更不是“等”“熬”“忍”，静待经济自动向好，因为“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克服当前失衡、争取经济长期向好、培育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战略战术安排。比如，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释放后发优势；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在全球视野下坚持持久战。
针对现阶段促进潜能释放，增强内生动力的问题，张军扩认为，关键是要进一步细化政策要求，抓好政策落地，使之更具针对性，尽快取得实效。
第一，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重点，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今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2016年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多的运用了行政手段，这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缺点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弱。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一方面要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要更多运用市场和法治的办法来化解过剩产能，这为进一步做好“去产能”工作指明了方向。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很难通过行政办法简单地认定，需要将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很好地结合，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环境、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和系统性风险等重大的事情上，其他的事情应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扩大需求既涉及传统动能潜力的释放，也涉及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7年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还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清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所谓适度，主要就是不简单采取大规模、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因为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积累，甚至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我们的工作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和主攻方向，但也并非不重视需求侧的改革和管理，实际上，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不仅不会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矛盾，而且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第三，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根本的途径是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主要领域“四梁八柱”的改革举措基本出台，并且在不少领域取得比较明显的进展。但整体看来，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出台的改革举措比较多，而其落地情况和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需要改进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方法。
第四，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这抓住了当前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问题。不论是稳增长还是推改革、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三十多年来，我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必须对之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很好地处理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与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习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按“三个区分”的要求，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将逐步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201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城镇化率达到56%，一些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总体上看，我国进入了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这正是经济发展从投资和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
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关键是构建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朱鸿鸣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就是有利于要素配置到生产性活动及高生产率部门，有利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新产品、新企业和新产业不断涌现的经济结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需要有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这就需要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去资产泡沫。其次，保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增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已成功的企业具有持续创新的压力，使企业家可以通过创新获得巨大收益。这就需要通过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创立的门槛，需要反垄断，需要建立创新导向型金融体系。最后，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或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这既需要推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建立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也需要加快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创新驱动究竟由谁来驱动？我认为企业创新是发动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昌林在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说，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创新创业生态实际上就是“机构和要素+结构+机制+环境”，形象的表述就相当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第一要有肥沃的土壤，土壤里要有成分，就是要有知识、技术、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第二要有创新的群落、创新的主体，首先是企业，此外还有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这些群落构成了整个“自然界”。这个群落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创新的动力机制。
他强调，下一步中国创新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着力优化创新创业的生态，总体原则是强基础、聚资源，增强人才、技术、资金等关键要素对创新创业的支撑，夯实创新创业的科技、教育和人才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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