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超
打开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先生的简历，不难看出他是新加坡精英治国理念下的优秀代表：
大学时代他就荣获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就读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一等荣誉）。
2003年，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攻读斯隆硕士课程，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1995年，加入新加坡公共体系的行政服务。1997年至2000年，就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一等秘书，随后晋升为参赞（政务）。2000年，出任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馆副馆长。在此期间，担任新加坡与美国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新方发言人及美国国会游说特任小组副组长。
2004年，出任吴作栋总理（后改任国务资政）的新闻秘书。
2005年，兼任新加坡外交部中东司司长。
2007年至2011年，就任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代表。
2011 年4月，担任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书，负责东盟、东北亚、欧洲、国际组织、国际经济、新闻及技术合作事务。
2012年，出任新加坡驻华特命全权大使。
2015年，获颁新加坡国家公共服务（金）勋章。
曾经担任过吴作栋总理（后改任国务资政）的新闻秘书，罗家良大使先生，风度翩翩，深谙媒体之道。在他即将回答完我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一位使馆的服务人员不经意闯进了我们录像的画面里，他主动提出，重新开始第一个问题。
当回答李光耀先生与西方媒体之间曾经发生过的小故事的时候，他表示，“媒体往往都会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无论是西方的，东方的，亚洲的，欧洲的，其实不分国籍。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必须个案评论。有的报道写得很好，有些不太好，但我们不会太在意。但如果报道不实的话，我们会要求澄清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在采访的最后，我感谢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回答了所有并没有在采访提纲之列的问题。他也反过来对我说，“你提的问题很好！”
当我介绍本次访谈将会首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的刊物上的时候，罗家良大使特别表示：“我在中国生活了4年多了，曾经多次到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DRC在中国发展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与其他国家的大使不同，罗家良大使并没有直接给出他最喜欢的来自新加坡的谚语或名句，而是思考了片刻，告诉我：“对于新加坡本身的发展，我常常抱着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我们不能够自满或者对目前一切很满意，而要考虑到未来会有什么变化，未雨绸缪。”
新加坡经济亦面临结构性问题
中国发展观察：大使先生，您好。不久前，您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您提到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下遭遇到了瓶颈，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您还说到中国和新加坡要互相借鉴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取长补短。所以我特别想请教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如何借鉴新加坡成功的模式和发展经验？
罗家良：首先，这次G20峰会在杭州举办非常成功。全世界都对中国举办G20有很高的期待。这是亚洲国家第二次举办G20，而且也是第一个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举办，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可以通过杭州G20峰会对一些他们关切的议题发表看法。世界经济的增长面临瓶颈，通过传统的方式，比如利用财政预算或者降息等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不是完全没效，可是空间非常有限。所以，世界经济体的突破性发展还是要依赖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做法。
G20杭州峰会恰好提到了几个关键建议：
首先是结构性改革。很多经济体所受到的约束就是体制还不够完善，体制的效率不够高，所以如果能够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效率，降低企业成本，这本身就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其次是各国之间的联动性。一方面，各经济体要加大开放度，降低贸易和投资障碍。另一方面，必须加深互联互通。互联互通不只是体现在公路、铁路的联通，也有许多无形的包括金融领域和物流的互联互通。比如，在发展渝新欧铁路的过程中，中国和沿线六个中亚国家的海关都建立了“绿色通道”体制，推进互相认证体系建设，避免重复检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最后是包容性发展。在G20成立之前，大家都比较关注G7、G8，由于G7成员国主要是经济体量庞大的少数西方国家，他们决策能够影响到全世界。相反，G20标志着迈向一个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我们要创造更多的渠道，在解决问题、探讨议题和做决策方面更加有包容性。
新加坡和中国可以互相借鉴，增加交流，打造一个更包容的社会。
中国发展观察：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经济上的表现一直非常突出。但是最新出炉的新加坡GDP数据显示，服务业自2015年第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了萎缩。2015年全年的GDP也是五年来首次出现了最低的增速。根据彭博社等媒体的报道，目前也有一批相当数量的企业倒闭，关门的数量也首次超过了新成立公司的数量。这并不是令人振奋的信息，请问新加坡经济的希望、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会是在哪里呢？
罗家良：首先，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我们的经济表现和世界主要市场的表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比较疲弱，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英国因为要脱欧，不确定因素还存在，欧洲经济增长还有许多未知数，即便是中国经济增速也在放缓。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新加坡也难免会受到影响。传统行业的发展比较困难，比方说制造业。国际需求的减少也导致服务业例如金融、保险、运输、海运、空运等领域受到影响。这些领域都受到颇为严重的下行压力影响。
但也有一些行业的成长非常健康，例如旅游业。目前到新加坡旅游的人数不断增长，和旅游相关的行业表现较好。同时，教育、卫生、医疗等现代人比较重视的行业表现也不错。电商、通信电信产业、ICT产业等新经济产业的成长也值得一提。
新加坡经济的发展状况跟中国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相似。我们都在打造一个新的“平衡”。新加坡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么帮助人民适应经济转型。这是个结构性问题。新加坡政府正在着力提供技能培训机会，让人民能适应新的环境，胜任新的工作机会。
“理性”新加坡的“感性”一面
中国发展观察：转型难题实际上是很多国家成长和发展中都在面临的问题。相信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对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经济的活力、文化的多元等方面印象深刻。我记得盖洛普（Gallup）曾经有个调查关于世界上“The Most Emotionless Country”，翻译过来应该是世界上“最不感性的国家”。这个调查有非常细致的问卷调查，包括，你今天感受到压力了吗？你今天感受到被尊重了吗？你今天有没有烦恼？该调查对将近150多个国家进行排名，新加坡排名倒数第一，就是最不感性的国家。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科学的调查，但是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多讨论。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在新加坡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人们付出的一种代价。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不表达自己的感情，都非常理性。作为大使，您怎么评价这个调查？
罗家良：我并不熟悉这个调查。我觉得新加坡人很务实。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新加坡本身生存不易，小国人口少，没有天然资源。坦率地说，我们的确需要以理性的“冷眼”看世界，思考新加坡在世界价值链中的位置，探讨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如何为其他国家提供价值，这样才能够让新加坡生存并享有立足之地。
但我不认为新加坡人没有感情，新加坡人也有丰富的感情。我举一个例子。我在2012年出任驻华大使不久后到访了四川省。会见的时候，四川省领导建议我去汶川看一下重建情况，因为新加坡是汶川救灾捐赠非常多的一个国家。我当天改变行程，第二天就去了汶川。虽然行程没事先准备，汶川的领导和居民还是给了我非常热烈的欢迎。汶川领导说新加坡是汶川地震捐赠第三多的国家嘛。这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新加坡的常住人口才五百多万，和很多国家比起来，我们实力有限。
我斟酌一番，并听取一些朋友的意见，发现主要的原因还是新加坡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情感上的渊源。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即使新加坡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新加坡人民还是饮水思源，记得两三代之前的祖先很多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当听到汶川遭受地震灾害时，他们纷纷慷慨解囊。
所以我并不能完全同意新加坡人没有感情的说法，必须考虑表达方式。我们是以非常务实的方式来表达感情，并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中国人的“急性”
中国发展观察：是的，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非常理性的人同时也会有非常感性的一面。很高兴听到您分享新加坡感性的一面。您在中国工作生活也有几年了，我也想听听您对于中国有什么感受，您觉得中国老百姓是很理性，还是很感性？
罗家良：即使中国国家大，资源和人口多，我发现中国人还是很好学。这点很可贵。有很多大国，可能觉得幅员辽阔，什么都不用担心，也不用总是向别人虚心学习。可是中国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中国不断地学习，也不排斥向一些小国学习。
同时，我发觉中国人有点“急性”，觉得必须赶紧追上其他国家。这也反映在日常生活里，比如过马路时，即使小绿人闪动了大家也都赶紧过。在学校报课程时，中国学生一大早就已经排队了。新加坡的国情非常困难，所以新加坡人不赶紧加把劲的话，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一定要更努力。
中国发展观察：您刚刚提到了中国老百姓的一些特点，其实新加坡人和中国人在很多方面有相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不仅仅两国人民之间，两国领导人之间也有过很多交流，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先生两人之间的交流。您觉得未来如何继续这种非常良好的互动关系？
罗家良：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非常敬佩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目前的两国领导人沟通顺畅和频繁。我在2012年担任驻华大使至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已经访华五次。在2015年两国建交25周年之际，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博士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同时，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访问新加坡，张高丽副总理也出访过新加坡两次。除此之外，各级别及部门领导之间的互访和交流频繁。在一些国际场合包括东盟会议，两国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交流。
对于未来两国之间的交往，我觉得有两个重要机制值得一提。一是两国青年一代领导层间的接触机制。新中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从2013年开始，新加坡已经连续三年半是中国投资最多的外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我们和地方的经贸往来密切，至今和七个地方政府已成立了经贸理事会，再加上去年启动的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总共应该是八个机制。这些机制的新方主持人都是由部长率领，而中方都是以地方省长或者直辖市的市长对接。
二是干部培训机制。干部培训机制源于邓小平先生的倡议。他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之后中国领导干部开始到新加坡去考察、交流和学习。1996年，新方跟中国中组部成立新的机制，进行系统化的学习和培训。通过这个机制，中国至今派到新加坡学习的干部已经有五万五千多名。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公务员也被派到中国来学习。我觉得通过这个机制，可以确保两国领导层的关系能健康发展。
李光耀先生曾经建议，针对两国最关心的议题开展合作项目来分享经验和成果。中新苏州工业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这是两国政府间第一个合作项目，双方摸着石头过河，克服了种种挑战，吸收宝贵经验。2008年，我们再次开展政府间合作项目，和天津合作启动中新天津生态城。去年，我们在重庆又启动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携手重庆打造西部枢纽促“一带一路”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这种深入的交往实际上和经济之间的往来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具体项目的合作是实实在在的。本次采访的主题是“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这一构想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重大倡议，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这种国际合作不仅体现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也体现在政策沟通、人文交往等领域。
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新加坡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和今年东盟的主席国，在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区域合作方面将大有可为。未来，中新两国交流与合作前景更为广阔。
罗家良：首先，我们欢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地区的确有这方面的需求，而现有的一些平台机制无法满足这个庞大的需求。中国提出这个倡议有助于区域的发展。
东盟也有类似的倡议，在2010年推出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以加强十个东盟国家之间，以及和东盟对话伙伴的互联互通建设，涵盖了公路、铁路、海运、电缆、光缆等领域。我们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倡议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
新加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一，我们目前跟中国启动了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有助于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说是把“一带”连“一路”。中国西部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源地，新加坡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目的是针对四大块打造“互联互通”：金融互联互通、航空互联互通、现代物流互联互通、通信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目前我们在重庆的项目已经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利用新加坡金融市场来降低在西部投资的成本。机制启动以来十个多月，重庆企业利用这个市场已借贷了60亿美元之多的款项，而且可以全额回流到中国来投资，成本比较低。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措施。在航空领域我们将增加班次，扩展网络范围，与重庆携手打造中国西部的航空枢纽。
在物流方面，关键是结合铁运、陆运、江运。目前提出的新建议就是结合重庆的运输枢纽，通过新加坡在北部湾发展的一个港口，连接新加坡。重庆目前有两条主要的货运通道，一是往西的渝新欧铁路，一条是通过江运到沿海的港口。我们正探讨打造一条南向往北部湾的运输道路。
最后，ICT产业（信息、通信和技术产业）在未来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打造一个平台，信息的联通可以创造新的商机并提高效益，为中国西部带来更顺畅的财通、货通、人通、资讯通。
除此以外，过去中国和新加坡的经贸合作较多的是新加坡到中国投资或者新加坡协助其他外商到中国投资，或者进行双边贸易。而最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吸收外资规模，中国逐步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加坡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比如在东盟，目前区域内有60%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金融管理团队都是来自新加坡的。高效的金融市场，发达的通讯电信环境，完善的法律架构，是吸引这群专业人士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形成一个生态系统的条件。新加坡已经具备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生态难免有差异，所以还是需要深入了解各个地方不同的特点。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价值，一起来打造“一带一路”。
TPP并非打造亚太自贸区的唯一途径
中国发展观察：毋庸置疑，新加坡在东盟国家中的竞争力最强，在亚洲影响力也十分巨大。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在亚洲扮演的角色，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战略之后，您觉得从新加坡的角度，如何来评价美国在亚洲的作用？2016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大选之后美国在亚洲的角色扮演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罗家良：其实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所以“重返亚洲”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美国和亚洲的关系渊源非常深。二战之后如果美国没有参与亚洲的发展，那今天的亚洲可能样貌完全不同。而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和美国都有非常深的合作关系，无论是经贸、教育、科技还是文化领域。我相信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参与和影响会持续，无论谁当选下任美国总统，大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因为美国总体在亚洲的利益不会因为一场选举而受到很大的改变。
美国在参与区域事务方面，不仅只有安全事务的一面，也该有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的一面。TPP就代表了后者。TPP的前身是P4，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当时新加坡是四个创始国之一，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打造一个更开放包容的亚太地区。我们也欢迎中国参加TPP。
但TPP并不是打造亚太自贸区的唯一途径，其他途径也包括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RCEP里，东盟与6个对话伙伴已经分别签署FTA（自贸区协定），目前缺乏的是6个对话伙伴之间的FTA。中日韩也在进行FTA谈判，我们也希望它的进展顺利，早日完成，最终加快RCEP的形成。
通过TPP和RCEP两条途径，我们希望打造亚太自贸区，最终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大开放。目前大家利用双边FTA及多边和区域的FTA朝那个方向努力。我们各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发展观察：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中新两国的话题上。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加坡期间，确立了两国“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关系定位，意味着中新两国关系实现新提升。毋庸置疑，中新两国的明天会更好。
罗家良：新加坡政府和人民都关心中国，也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给世界、区域和新加坡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不断探讨如何支持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并为中国发展提供价值。2015年习主席访问新加坡时，两国领导人把关系定位成“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最关键的词汇是“与时俱进”，凸显我们两国关系的特点，而且是中国与各国伙伴关系当中唯一享有“与时俱进”的定位。
新中与时俱进的伙伴关系体现我们两国合作的实质特征。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关注吸引外资，现代工业化，所以我们发展苏州工业园。随着重点逐渐转向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我们则发展天津生态城。当中国致力于经济转型升级时，我们则发展中新广州知识城。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大开发，我们启动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服务业、互联互通为主。
新加坡和中国合作前景广阔，关键在于我们双方希望两国合作与时俱进。第一，不光重复以往的做法，不断地跟着新时代，配合双方不同的需求与能力，继续创新改变并取得新突破。第二，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需要，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两国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系《中国发展观察》编委，“一带一路”大使访谈栏目总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