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
郁昭先生已成古人。两月来，每每想到他，脑海中频繁出现两种印象：近三十年前初次见面，他步履矫健、声若洪钟；数月前最后一次探望，他身陷轮椅、气若游丝。回味如此情景，心中惆怅莫名，感慨人生易老，如在俯仰之间。我想到王安石晚年的嗟叹：“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
一
郁昭先生辞世，突兀而静谧。七月七日， 因略有风寒而入院，次日即恢复如常，夫人说继续在医院调养几天。十六日，晚饭后在夫人和儿子、儿媳陪伴下，坐轮椅在院子里散步，约九点半上床就寝。由此，郁昭先生一睡不起，安然归西。
夫人贾粹华说，郁昭先生辞世出乎意外，但也似有预兆。是日下午，他曾要求回家，夫人劝道：“这几天调养甚好，再住几日吧。”言谈间，他蓦然对夫人说道：“我死后，你要好好活几年。”夫人闻听此言，数落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并未将此话放在心里。现在看来，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了。
郁昭先生突然离去，亲人心理难以接受。夫人贾老师说：“这样的辞世，符合他的为人，低调而平和。”那几天，来家里慰问的故旧亲友络绎不绝，人们谈及郁昭去世，都不约而同说到“无疾而终”“寿终正寝”。一位来家里探望的领导说，郁昭先生的去世，使人联想到高僧大德之圆寂。
郁昭先生去世当日，夫人和儿子商量，后事从简，仅小范围通知亲友同仁，在北京医院安排简单告别仪式。夫人说，这样做相信符合他的行事风格，也符合当前中央提倡。习近平、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都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是日早上，京城大雨，各界人士数百人到北京医院送别。葬礼虽简单，但哀荣可观。
2012年，郁昭先生八十六岁时，出版了自传《往事回眸与思考》。自传书稿系他亲手所写。写作时用铅笔，历时三年，五十余万字，一字一句写成。自传出版后，他对于写作似乎意犹未尽，曾将一些生活经历片段写成文字。给我看过数篇，其中有一篇写“文革”时期他当农民时，怎样为村里引进了小龙虾，现在仍是当地特产。但是，随着年事日高，精力不济，写作不再继续。
郁昭先生自搁笔以后，风烛残年，甚少出行，终日静坐家中，读书度日。八十五岁时，他学会了上网，经常看网络新闻，用IPAD。微信兴起不久，他也学会了用微信，也时常刷微信朋友圈，但从来不写文字，只是看转。
最后两年，郁昭先生不能行走，先是借助步器在家里活动，然后只能乘坐轮椅。听力微弱，基本不能接听电话，但是视力尚好，读书上网不受影响；气力孱弱，但是头脑依然清晰，说话条理分明。有次聊天，他说到自己在当滁县地委书记时去过一个村，居然连村书记名字都还记得。 2016年春节前，我们曾经谈到当年滁县的一些事情，说到有必要到滁县调研。他说，如果身体好，他很想一起去。说话已经有些吃力，但壮心犹存。
二
郁昭先生谈及一生经历，最乐道者为滁州时期。谈及滁州，常提到欧阳修也曾主政滁州。 近来，我再读欧阳修诗文，其《祭石曼卿文》说：“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由此我想到郁昭先生。于他而言，可称“后世之名”者，是在滁州12年的农村工作业绩，卓然不休者，则是他不畏风险支持农业大包干。 现在，人们说到万里在安徽力推农村改革，无法不说到王郁昭。
万里在安徽推动农村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归结而言，前有1977年11月出台“省委六条”，后有1980年1月为包产到户“上户口”，中间则有1978年鼓励建立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支持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1979年果敢抵制中央主管部门的批评指责。“省委六条”集中体现了万里改革思想，核心是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并涉及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之所以出现包干到户的政策基础。此六条，是万里听取王郁昭汇报后，总结了滁县地区的工作经验，结合省委在肥西试点基础上形成。六条受到邓小平肯定，并在1978年初出访途中经停成都时，告诉了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凤阳县小岗的包干到户，是在安徽省特别是滁县地区高度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农民自发产生的。如同惠风和畅、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会有艳丽的鲜花开放。
当年，万里把王郁昭主持的滁县地区作为安徽农村改革的代表或典范。或者说，滁县地区是万里推进农村改革的核心基地。
1978年4月，万里建议即将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农村工作千万别学大寨，也不要去大寨参观，因为大寨有很多“左”的东西。万里建议习仲勋到安徽看看，因为安徽农村工作有新内容。习仲勋很赞同万里意见，但因为本人须尽快到广东上任，不能去安徽，遂决定派出三个人代表他去考察，即齐心、习近平、黄静波（广东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省长）。这个特殊的三人考察小组到安徽以后，万里安排他们去了滁县，让王郁昭接待。王郁昭专门向习近平一行作了介绍，并安排到全椒县的几个生产队考察，重点考察了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和农业生产责任制。
据我所知，习近平总书记近年两次谈到这次滁县调查。一次是2014年3月，人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安徽团讨论。次日，安徽省几位主要领导即来家里看望郁昭先生，随后，安徽省党史办也派专人来访谈并留存资料。一次是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主持了农村改革座谈会之后，与安徽全体省委常委见面。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对郁昭以及滁县农村改革印象很深，工作笔记本至今仍然保留。后来，郁昭在中央农研室任上去福州，习近平同志还专门到宾馆看望，并陪同吃早餐。
当年，万里在安徽领导农村改革，王郁昭是最为倚重的地市领导人。当时安徽参加中央层面政策争论，万里每每让郁昭从滁县派员参与。
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安徽派出两个人，即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区全椒县委书记王杰。王郁昭曾经担任全椒县委书记五年，王杰是他的后任。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包产到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特别是会议纪要稿否定联产责任制问题，安徽代表激烈反对。全椒县委书记王杰明确不赞成会议纪要的基本精神，并言辞激烈地说：“你们可以写你们的，我们还是要干我们的。”在场的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惊异于安徽代表的观点态度。华国锋当场让王任重离开会场，给万里打电话询问。此时，万里在看到《人民日报》受中央领导人之命批包产到组后，已经来到滁县地区，在王郁昭陪同下安抚基层干部，告诉大家不要被《人民日报》的文章所动摇。万里在与王任重通话中表示，安徽干部的发言代表了省委意见，并说，春耕在即，不论有什么争论，已经推行的责任制形式要稳定，不能动摇。通话后，他立即告诉了王郁昭，并在滁县做出部署。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安徽两人参加，其中一位是王郁昭派出的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此次会议，周曰礼和陆子修代表安徽对当时的政策导向提出了批评抵制。华国锋、王任重等在会上坚持对包产到户的否定态度，并随后发出了文件。万里听了会议情况汇报，拒绝传达这次会议精神。
大包干诞生在滁县地区凤阳县并非偶然，是滁县地区政策环境的直接产物。这个宽松的农村政策环境，主要是地委书记王郁昭在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下主持营造的。
在小岗人最困难的时候，王郁昭的一个电话稳定了局势。1979年10月初，王郁昭曾率领滁县地委常委到小岗村考察，被小岗大包干后第一年的大丰收场景所震撼和鼓舞。他在小岗生产队长严宏昌家里主持了地委常委会，当场表示：“县委允许你们干一年，地委允许你们干三年。”当严宏昌担心地问如果上边强行纠正怎么办时，王郁昭表示：“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并当场把电话号码写给严宏昌。进入12月，凤阳县委内部围绕大包干的斗争异常激烈，支持小岗村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受到巨大压力。县委有关负责人把严宏昌叫到县委党校，指责严宏昌“对抗中央决定” “是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并安排了警察要抓捕。严宏昌情急之下，说出了王郁昭的承诺，并当场给王郁昭打电话。王郁昭告诉县委负责人，严宏昌所说属实，并表态：“现在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走回头路了。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有些事情会上再说。”由此，严宏昌免于顷刻间的牢狱之灾，大包干也避免了一夜间被推倒。
1980年1月，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农村工作会议。这是万里离开安徽前的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将留下万里主政期间的政策性成果，具体说，就是在中央还明确反对包产到户的情况下，把近两年安徽农村的突破作为省委政策确定下来。会上，王郁昭要求：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生产责任形式。会议总结时，万里说道：“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的，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报户口行吗？王郁昭同志说，‘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他是社会主义责任制的一种形式。”由此，大包干结束了“黑孩子”状态，被纳入生产责任制的“正册”。
万里离开安徽后的春天，是大包干政策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万里本人到中央任职后最困难的时期。万里后来回忆称其为“1980年春夏之间的激烈斗争”，说自己当时虽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处境艰难，动辄得咎”。此时的安徽，于万里而言如同后院起火，农业新政几乎全面倒退，王郁昭在滁县顽强坚持。期间，王郁昭面对上级的指责，兄弟地区的排挤，毗邻省份的围攻，也曾苦闷纠结，但他顶住了压力，没有退缩。王郁昭的滁县地区，成为万里在北京推动政策改变的基本支撑。
1983年初，万里、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与刚刚确定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集体谈话。万里逐个点评了所有新班子成员，关于王郁昭，他特别强调：“王郁昭同志的突出特点，是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安徽在全国农村改革中带了头，王郁昭在安徽农村改革中带了头。万里此种评价，可谓语轻意重。
三
郁昭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一年，曾亲自送别两位改革老人。
2015年7月，他送别万里。那天，接到电话，得知万里已是弥留之际。他马上出发，因行动不便，且从万寿路到北京医院，需要一小时车程，赶到时万里已于二十分钟前离世。在病房里，在护士搀扶下，他从轮椅上站起来，向万里遗体三鞠躬。回到家后，他给我电话：“不知道万里住院，如果早知道，会早些到医院探望。”万里最后时刻，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到医院探望，问工作人员：“通知王郁昭了没有？”工作人员说“没有”，李瑞环交代马上通知，并告诉工作人员：万里在安徽时领导农村改革，地方上主要是王郁昭的推动和坚持。公祭时，郁昭坚持再去设在305医院的万里灵堂吊唁，家人因其行动不便劝阻，他才作罢。但他亲自给万里儿子打了电话，又让我当面转达。
2015年10月，他送别杜润生。得知杜润生去世，他乘坐轮椅，赶往木樨地22号楼杜家吊唁。他与杜润生共事两年，在九号院机关被撤销后，他主持了九号院善后工作和对杜润生的审查处理。此间，他们结下了情谊。离开现职之后，他们多次结伴出游考察。
一年之间，万里、杜润生、王郁昭，这三位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相继离世。斯人已去，留下了历史和思考，也留下了精神和品质。
郁昭先生晚年谈改革经历，思考和表述理路发生很大变化。早些年，谈大包干发生发展过程，他常常会展开讨论列宁的小生产理论、马恩的农民理论，再联系到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他试图说明包产到户有社会主义性质、马列经典作家有理论局限。他这样做，一是因为他有理论功底，他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央马列学院受过两年正规理论训练，毕业后十几年在大学里讲授马列理论课。另外，也因为在九十年代乃至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关于包产到户仍然受到一些理论困扰。但是，进入晚年，他的改革谈话已经失却了理论兴趣，都是一些质朴、直白的故事。闲聊时，他常常感慨，农村改革过程曲折，其实就是吃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亏，让农民根据某种理论来生产、生活，说起来堂皇宏大，其实误国误民。
余生也晚，未及参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些改革争议，但是，八十年代初期，也曾亲身经历照搬书本定政策的场面。如是否允许雇工问题，高层一些内部讨论，会议上依据《资本论》来论证，规定雇工不得超过八个人，超过八个人即为资本主义。以此种方式来制定政策，今天看来如同笑话，而当年却是何其严肃正经。那些多读了几本经典著作的人，又是多么居高临下。现在看来，彻底的改革家，其实并不被任何理论体系所局限。政治不能脱离民众生活，理论不应该讲空头政治。如万里所说：“只要老百姓有饭吃，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把人民生活、人民的民主权利放在第一位，这叫不叫政治？这才是最大的政治！”
近来，翻阅万里当年内部讲话记录，发现他多次用“穿不上裤子”来说道理。直到晚年，他谈到当年下乡调查被农民的贫穷所震撼，就多次说到一户农民全家五口只有三条裤子的情况。早在1979年3月，他在一次考察中说：“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如果天堂穿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老百姓去不去呢？”1981年初，万里痛批农口系统的部长思想僵化，顽固反对大包干，指示这些部长不要总是“坐在大楼里对农民指手画脚，要下到农村去，看看农民在想什么、做什么”。7月中旬，万里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听这十几位部长、副部长的下乡汇报。西南组汇报开始前，万里第一句话是：“贵州农民穿上裤子了吗？”读万里谈话，我们看不到引经据典，看到的都是大实话，从生活常识讲政治道理。探究农村改革进程，构成改革理论根基的，是生活的逻辑、常识的逻辑。
我发现，郁昭先生晚年心境，越发地通脱淡远，甚至空灵。 这使得我想起欧阳修晚年所说：“一世之短，万世之长，其间得失，不待较量”。此时的郁昭先生，似乎人间是非成败，皆在有无之间。
最后岁月，郁昭先生似乎着意于佛理。他曾推荐佛教六字真言，也开始欣赏佛教音乐。临终前半月，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极乐世界是我家》。对我而言，歌中佛语不明就里，不知是哪句打动了他，还是被音乐氛围所感染。但我相信，他一定被其中意蕴所吸引。据我所知，郁昭平生并无宗教情结，不仅无意于佛道，更无意于基督，也很少读宗教典籍。进入暮年，思想有此演变，令人遐思无限。 人生在世，不知轮回有无，也不知天堂何在，但是，我们相信，赞美那些造福世间的仁人志士，赞美悲悯之心、刚正之节、果敢之气，是天道所归。
（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崔传义兄曾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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