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张菀航
“魏则西事件使得舆论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形成一种民营医院都比较差的观念。”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导致很多好的民营医疗机构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使一些坑蒙拐骗的医疗机构快速发展，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将民营医疗一棒子打死。
民营医院的逐利是不是必然站在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的对立面？人们在看待民营医院时是不是有意无意地戴上了有色眼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教授于保荣对本刊记者说，强调非营利或公益性，指的是医疗卫生这一行业和事业的性质，“这个行业救死扶伤、与人的生命打交道，必须是非营利的；因为这个行业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所以近几年医改中始终强调公益性”。但他指出，“不是说政府办就是公益性，社会力量或者非政府办，就不是公益性。这是狭隘和错误的认识。”
民营医院的现实困境
“当前，公立医院垄断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平等竞争的条件还不具备。虽然政府的政策是鼓励民间办医，但具体的政策是没有落地的。”蔡江南进一步分析称，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意识上和利益上的问题，政府与公立医院的界限没有划清楚，没有管办分离。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对本刊记者强调，社会资本办医是其自然拥有的权利，不应限制民营资本，把其本身拥有的权利放开即可，民营医院需要平等的环境。
于保荣认为，“公立医院垄断”是由我国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形成的，大医院、好医院都是历史悠久的医院，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成为了公立医院。“垄断”是因为有水平的医院数量有限，跟所有制没有关系，即便好医院都是公立医院，如果数量够多，比如一个县里面有两所跟协和医院技术水平一样的医院（当然，规模可以小很多，比如每个医院300张病床），它们之间也会有竞争，老百姓也会有更多的选择。不管医院是公立还是民营，老百姓有更多的优势资源可以选择，优势资源之间存在竞争，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大大改观。
于保荣将民营医院发展的困境总结为四点：一是难招聘到有水平的医学人才。目前民营医院的医疗队伍往往是“爷爷带孙子”，各级各类公立医院退休的医生（很多未必名气大、水平高）作为专家，加上医学院校刚毕业、无法进入体制内好医院的年轻毕业生。二是难形成有水平、有效率的医疗服务团队和学科体系。医疗服务不仅是一个或几个医生的事情，医院是一个需要团队密切合作的服务机构。而某些民营医院即使偶尔能够招聘到1-2个曾经有点名气的退休或兼职医生，但往往缺乏有先进的诊断治疗设备和设施、过硬的医生团队和护理团队、紧急情况的抢救系统等，存在诸多隐患。三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有制文化的影响、或明或暗的政策和政府规制的歧视以及民营机构自身的一些局限，在准入、税收、价格、社会公信力、科研项目申请、专业人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医学专业的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目前的高水平医院和医学技术，基本上都是历史上承继过来的大医院，这些大医院基本都属于公立医院。四是民营医院或明或暗以营利为主要目标的宗旨，比如莆田系的轨迹，使得民营医院笼罩了一层潜在的“不安全”气氛。
朱恒鹏从公立医院的制度角度分析了阻碍民营医院发展的现实困境。第一，公立医院事业单位性质赋予了医生事业单位编制身份，这意味着铁饭碗、养老无忧，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行政垄断的特权以及其他特权，如评职称、获得科研项目等。因此，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和身份对医生的束缚是最严重的，这个制度不打破，公立医院的骨干医生很难离开，民营医院很难获得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医生。第二，公立医院的行政垄断地位。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当前存在的区域卫生规划制度，即公立医院的设置基于财力和所谓的“需要”进行区域卫生规划，但社会资本办医就不需要政府区域卫生规划，这个制度并没有科学依据，体现的是计划经济思维，它限制了社会资本办医、社会医疗的发展，需要破除。第三，应放开医生执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执业医师法实施细则》规定医生必须在第一执业地点执业，2009年医改以后，提出医生可以多点执业，但是进行了限制，有的地方规定最多可在3个地点执业，或者有的地方需要经过当地卫生局或本院院长批准，这仍然在限制医生的执业的地点和范围，这也是构成民营医院发展的一大障碍，需要彻底根除。
对症下药：医疗市场监管的转变
诸如魏则西事件的公共事件一出，公众必将指责监管部门。朱恒鹏称，全能型政府覆盖下的社会，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缺失，出事赖政府，出事找政府。揽多大权，就要担多大责，正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什么可抱屈的，也怪不得民众。
“目前，医疗行业存在严重的监管空白，卫生部门并没有全行业统一监管的权力，它对于自己的公立医院可以管理，但对于其他部门的医院，如军队、武警系统的医院并没有权力来监管。”蔡江南在提到医疗监管时谈道。
“而不正常的是，面对此类公共事件和公众问责，卫生行政部门每每以权力不够大、执法人员不够多、监管力量不够充足来推卸责任，并借机要求扩权增人，要求实现‘全行业管理，属地化管理’。”朱恒鹏表示，说权力不够大，只是遁词。借机要求更大的权力，更非解决之道。
改善监管效果，如何对症下药？朱恒鹏建议：首先，政府和公众都应当意识到政府绝非全知全能，有限政府才能成为有为政府。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正确的方向是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培育社会监管能力。减少行政管制权力，政府才能超脱超然，事事亲为等于是把自己时刻置于社会冲突中心，无异于引火烧身。培育社会自治能力，包括大力发展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如专业和职业协会，充分培育和发挥律师、媒体等市场经济和社会“看门狗”的作用。此前的一些医药黑幕，多由媒体披露。充分发挥媒体的社会监管职能，发挥竞争机制的良性引导作用，媒体就会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拱卫力量。
其次，建立一套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医疗机构定期通过网站公布相关信息，要求其对信息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让消费者组织、媒体、律师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形成社会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机制。如果涉及公共安全信息未得到披露，监管部门担责。自然，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管结果也应及时披露公开。
最后，要完善法治，充分发挥司法的作用，适时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允许律师代表患者起诉施害嫌疑人，如魏则西事件中的百度、武警二院、莆田陈氏兄弟，判决结果适用所有受害人。集体诉讼机制下，会对违规者形成巨大威慑，从而减少违规行为。如此，可以降低维权成本，提高违法成本，有效遏制此类事件泛滥。
民营医疗的出路及政策建议
“医疗关乎人命，一所医院的发展需要时间、知识和专业的积累，需要文化的沉淀，需要一个完整的以生命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和服务流程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于保荣强调，“土豪的心态是不能办医院的。”
他对医院特别是社会办医提出建议：首先需要良心，需要诚信经营，要自律，要遵纪守法。其次，如果不能做强做大，根据需要，可以做专科，也可以做全科的社区卫生服务，灵活地发展自己；如果能做强做大，就像国际大医院一样，综合提升各方面的素质，并且要将更多精力放在医学技术进步和医院的发展上，利益差不多就行，坚持非营利，千万不要害人。
于保荣强调，从医院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国际惯例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提供始终都是绝大多数，而且目前都是用法律予以保证。中国要有一个超越仅仅追求物质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我们这个民族需要高尚、认真的社会文化和生存环境。
“其实，民营医院在办医方向、经营策略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决策自主而灵活，没有太多掣肘因素。”于保荣坦言，“从发达国家经验看，300张床即是大医院，500张床是超大医院，中国人的土豪心态，好大喜功，几千张床的医院比比皆是。好医院是指技术水平高，未必一定要规模多大。好医院的数量多，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和就医方便，但单体规模未必一定是航空母舰式的，否则容易造成院内就医环境差，影响流程，产生很多负面作用。”
此外，朱恒鹏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要尽快废除区域卫生规划制度，破除公立医院医生事业单位编制身份制度和放开医生执业制度，规定有合格资质的医生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可执业，医生执业不应该受只在第一地点执业限制，更不应该受其公立医院单位身份限制，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生有其职业自由，包括开办医疗诊所、医疗机构等自由。
第二，实行医保签约服务制度，不仅针对医疗机构，也可以针对医生个人，即有合格执业资质的医生，没有证据证明其违背医保的要求，这样的医生可获得医保签约资格，医保可以与医生签约同意其向医保覆盖的参保者提供服务，并享受医保的补偿待遇。医生成为医保签约医师以后，一是脱离了单位对其控制，其医保签约资质是通过个人能力获得的，不依赖于其单位的资格，执业更加自由；二是医保签约资质使得医生更加自爱，促进医生更加遵纪守法、遵守医保规范和医疗规范，对提升医生声誉，促进医生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也有很大帮助。
朱恒鹏称，废除区域卫生规划制度、放开医生执业地点和开办医疗诊所的限制等，将有助于消除行政部门的管制权力，消除其徇私的可能性，让有合格资质的医生可以自由竞争，对一些质量低劣甚至坑蒙拐骗的机构形成强有力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