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包括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确实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解决问题仍有空间。我们可以调整支出结构，把财政资金更多投向民生，投向社会保障，应对老龄化。”3月23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接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的外方参会代表并回答他们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表态。他还在该场合表示，中国要在探索中前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实现现代化的意志，而且要有忧患意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加强社会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
李克强与外方代表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座谈，6位外方代表得到提问机会，其中有两位特别提到中国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新常态下的中国社保之路，牵动了世界的目光。中国的社保事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一方面，经济发展新常态给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然带来新的影响；另一方面，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已经进入“全民参保”的新发展阶段。
新常态下，中国社保如何进一步完善？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期间，中外人士分别就医疗卫生体系、养老保障及社会公平等议题展开讨论，建言社保“中国策”。
建设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体系
辉瑞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伊恩·瑞德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超过95%的人口被纳入医疗保障体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依然相对较低。2012年，中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5.4%，而OECD国家的数据是9.3%。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卫生和财政提供体系，将对全面实现全民医保覆盖目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伊恩·瑞德为中国带来三点建议，一是持续增加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二是实施拥有多个支付方，且有私营保险方案作为补充的公共保险制度；三是强化个人对管理自身健康的责任。“更好的人群健康水平将为整个经济体系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更积极的财政和保险体系将刺激消费者拓展经济机遇，这些益处将令中国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更为顺畅，且更具有可持续性。”他表示。
美国礼来制药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李励达与伊恩·瑞德观点相近。他提醒，非传染性疾病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其经济成本未来20年总额可能超过上万亿美元。而如果通过更好的医疗服务把人们的寿命预期进一步延长，GDP可能会有4%的受益，因此需要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大量投入。
他表示，中国医改的目标非常宏大，要实现这个目标，也要考虑经济和预算方面的限制，只有靠创新才能达到医疗发展的目的，因此需要采取鼓励创新的措施。而在中国要想进行持续创新，其监管制度要与全球监管框架实现对接，在时间安排上也须与全球保持同步。中国还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充分的数据保护。此外，要使新产品能够及时投入市场，以利于投资者和创新者及时收回研发投资。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则强调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作用。他举例说，泰康人寿目前正在研发关于预防糖尿病的健康保险产品，通过穿戴式设备收集使用者的相关数据，并及时将血糖检测等医疗数据上传医生，以加强慢性病的预防。他还表示，连锁医疗和养老社区将对预防慢性病起到重要作用。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谈到新的基因技术对医疗事业有何作用。他说，中国依然面临重要的疾病挑战，虽然传染病性疾病在发达国家已经不是重要问题，但中国还有10%的人口是HPV乙肝患者，3%的人丙肝阳性；中国的人口出生缺陷率将近 6%；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涉及中国20%-30%的人口。这些疾病都对医保资金有巨大需求。而基因诊断作为新技术，能够精准预测很多遗传性疾病，减少出生缺陷；还可改变代谢性疾病的状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并为一些重大疾病提供康复监测。
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安伟杰的发言提到技术转让问题。他说，未来几年，葛兰素史克会对中国进行大量技术转让，使中国在疫苗生产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同时，该公司也在考虑对其最新产品和疫苗价格进行调整，以惠及更广泛人群。
迎接老龄化时代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麦格希财讯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彼得森表示，老龄化问题正在促使各国重新考虑各自的医保、社保和退休金政策。研究表明，如果不采取任何政策，到2050年60%的国家都将面临信用评级被调整的问题。当然，中国和其他国家有机会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正在被非常迅速地解决。
道格拉斯·彼得森提出三个帮助中国的原则，分别是透明问责、激励政策以及对标政策。他认为，地方政府不应该管理养老金，养老金应由中央政府管理，因为他们有资源，有全国的劳动力数据库。中国同时应该鼓励公众参与保险计划。另外企业年金也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退休收入补充。相应的主管机构应简化许可流程，明确相关税收政策。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缪建民表示，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的运作包括资金的归集、运用和发放。他的建议是提高资产匹配能力，加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和实现责任共担，强制要求一定规模以上企事业单位为员工建立年金制度，共同缴纳，加大对养老服务产业的投资，为养老保障提供实体支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表示，作为基本社会保障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基本养老保险提高公平性、共济性的方向应当明确。基本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障体系最核心的部分，养老保障包括老年津贴、商业养老保险等多项服务，笼统地把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障对立起来，说养老保障要讲公平，养老保险要讲精算，是完全扭曲了
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表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问题，最重要的在于观念问题。这个制度在目前阶段一定要加强多缴与多得的联系，这个联系越紧密，财务的可持续性越好。
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马克·怀斯曼介绍了加拿大养老基金的运作经验。他说，加拿大养老基金有长远的投资规划和精算盈余，储备资金在市场上获得 2400亿美元的增长，不断增长意味着缴费率较低，资产回报较高。“我们的资产配置是全球化的，投资范围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股市、私募股权等，其中75%投向海外，部分投资于权益资本
市场。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亦呼吁，尽快向已经归集、正在投资的社会保障基金开放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现金市场。“机会均等的投资机会是平等的要求，也是可持续回报的要求，全国社保基金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说。
如何令社会更公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中国经济从速度型向质量型的新常态发展过渡，对中国社会甚至对世界经济秩序都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中国经济客观上已经进入了“善经济”时代，就是要让“善”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方面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他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既有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更有过度市场化的问题。他说，未来发展要“通福道”，发展社会福利，奠定公平社会的基础；要“通善道”，快速发展慈善业，为行善建立较为完善的体制；要“通治道”，解决管理空当问题。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洲表示，按照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共有4000多家基金会，总资产规模1500亿元，占GDP0.2%左右。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3%。中国绝大多数慈善基金会都是项目运作型基金会，而作为慈善行业资源提供者的捐助型基金会少之又少。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既面临可动用总量资源少的困难，又面临散财和聚财能力的失衡问题，“花钱的基金会多，捐钱的基金会基本上没有”。在这个行业，通过资金、智力的支持培育社会组织，提升基金会行业的投资理财能力，增加慈善资源，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表示，建设公平社会，政府、企业、社会要建立“三位一体，共存共融，和谐共生”的关系。企业要践行社会责任，企业的稳定成长与创新发展不应该只是追求商业利润，实际参与并具体支持社会公益是现代化企业不能缺少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