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利
内容提要：
粮食安全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石，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粮食企业的深度参与。近年来，中国粮商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参与逐渐深入，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部分企业已在粮食生产、加工、运输等关键环节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相较于国际大粮商，中国粮商在国际市场布局、核心技术、国际化程度和品牌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国际影响力亟待加强。面对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粮商应持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建立韧性强、稳定可靠的粮食供应链体系，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粮食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当前，国际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呈上升趋势。近年来，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仅受到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还面临地缘政治冲突、世界经济下行等的冲击。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推动本国粮食企业深度融入世界粮食体系，在全球粮食生产、加工、储运等关键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维护世界粮食市场稳定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中国粮商也面临一些挑战。对此，围绕中国粮商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最新进展与挑战展开探究，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兼具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中国粮商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商积极践行“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对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参与程度逐步加深， 通过引入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粮商在世界粮食供应体系中的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但品牌建设、国际化发展、全产业链经营等领域仍待加强。
（一）品牌建设：中国粮商的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
在全球粮食市场中，品牌影响力和规则塑造能力是衡量粮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维度。与国际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相比，中国粮商在品牌建设和全球影响力方面仍存在短板。首先，中国粮商的国际知名度和品牌认可度有待加强，全球客户群体和市场信任基础仍需巩固。在长期全球运营中，国际四大粮商已形成了广泛的市场网络和强势品牌形象，凭借其在供应链控制、质量标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深度参与，赢得了全球粮食贸易伙伴的广泛认可。相比之下，中国粮商的品牌在海外市场的传播力和号召力仍待提升，导致其在全球粮食交易中的市场议价能力和客户黏性不足。其次，中国粮商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尚未形成制度性影响力。国际四大粮商不仅在市场层面主导着国际粮食价格的形成机制，也积极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谷物理事会（IGC）等多边平台行动，通过政策倡议、标准制定、产业联盟等方式，深度嵌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而中国粮商在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建设、贸易协定协商、国际政策倡导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尚需加强。
（二）国际化程度：中国粮商的国际布局有待优化
在国际化程度方面，长期以来，国际四大粮商持续推进全球化战略，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深度嵌入本地的粮食采购、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网络，形成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与市场运作的一体化模式。目前，它们不仅掌控着大量优质耕地、粮食仓库、港口码头和航运资源等关键资产，还通过资本并购、战略联盟等手段深化全球市场布局，在全球前十大谷物出口国中， 有九个国家的粮食出口主要由四大粮商主导（王向阳， 2020），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相较而言， 中国粮商的国际化进程起步较晚，市场拓展范围依然有限， 尚未在主要粮食出口国中构建起与四大粮商相当的资源获取渠道与网络布局。此外， 四大粮商具备强大的本地化运营能力，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政策环境、消费结构和物流条件，灵活调整运营策略，积累了应对贸易摩擦、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突发性风险的丰富经验。相比之下，中国粮商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仍面临法律法规差异、文化障碍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结构失衡等问题。
（三）产业链发展：中国粮商全产业链经营不够健全
近年来，中国粮商的海外发展一直受到全产业链经营不够健全的影响，尤其在粮食主产国（区）与物流、仓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短板。尽管中国粮商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不断拓展国际业务，但整体上仍缺乏有效整合粮食产业链上游与下游产业的能力。国际四大粮商长期推进全链条经营策略，搭建了一条从农产品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的可追溯、衔接紧密的粮食供应链体系，实现了从粮食种植、粮食收储、粮食运输、粮食深加工与粮食分销的全产业链经营。这种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已成为四大粮商实现全球布局的重要支撑（程世勇和刘旸，2021）。四大粮商通过纵向一体化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业务的有机整合，此举不但能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垄断利润与保障粮食供应，控制从生产到贸易与加工的商品价值链中的多个环节，而且有利于提升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话语权（魏蔚、陈文晖、王永中，2024）。此外，国际四大粮商还通过横向一体化（产业链同一环节中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完善区域市场布局、实现产品线扩张或产业链重点环节的加强。中国粮商的产业链布局相对分散， 尤其在部分粮食主产国（区）， 如巴西、阿根廷等地，缺乏较强的加工与仓储能力，导致其难以有效应对市场变动。此外， 中国粮商还存在投资规模不够、高附加值投资欠缺等问题， 对国际粮源、种子、加工核心技术等要素掌握仍待提升。
中国粮商对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参与不足的成因
中国粮商的国际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尽管近年来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中逐步展开布局，但与国际四大粮商相比，其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仍显不足， 深层因素在于国际化发展经验欠缺、产业链整合能力有待提升、金融化运作能力与市场定价权不足等。
（一）国际化发展时间短、运营经验不足
21世纪以来，中国粮商才逐步开始“走出去”，与国际四大粮商相比，中国粮商对部分国外粮源地的投资不够， 海外运营经验也略显不足。四大粮商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已有上百年的深厚积淀。嘉吉于1865年创立，邦吉于1818年成立，路易达孚于1851年起步，ADM也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这些跨国粮商通过长期的全球化发展，已在多个粮食主产国建立了稳定的资源获取与市场渠道，形成了高效运行的国际粮食供应链网络。
（二）粮食产业链引领作用有待加强
产业链整合能力是粮商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国际四大粮商凭借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布局以及成熟的产业链整合能力，成功在供应链各环节构建了高效的协同运行机制。而中国粮商在上游原材料供应与下游销售环节的协同推进方面的灵活性略显不足，难以迅速应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这一结构性短板限制了中国粮商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定价权及利润空间。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是强化产业链引领力的关键支撑。随着全球粮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粮商国际竞争力跃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多年来，国际四大粮商不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投入力度，增强了粮食生产效率、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强化了供应链管理能力，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获得明显优势。当前，尽管已有部分中国粮商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整体上技术创新投资力度仍有待加强。此外， 中国粮商内部的国际化专业人才缺乏。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加速演进，中国粮商要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离不开培养谙熟国情、具有全球视野、能熟练运用外语、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粮食行业人才。国际化专业人才的不足制约了中国粮商在全球市场中的战略布局和拓展，影响了其在资源配置、市场开拓以及国际合作中的主动性与竞争力。
（三）金融化运作能力与市场定价权欠缺
金融化运作是现代粮商培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四大粮商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资产配置与资本运作，形成了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四大粮商旗下均设有多个金融子公司，它们依托资本与金融团队为母公司的粮食业务发展提供信托、期货、投资咨询等金融服务。例如，邦吉打造了期货—现货一体化模式， 并不断强化其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在现货端，掌控生产、仓储物流等重要环节；在期货端，利用对冲、杠杆融资等交易手段规避风险，通过对现货端与期货端数据的对比分析， 发掘机会进行现货—期货转换（何文思和唐兆涵，2023）。而中国粮商通过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能力亟待加强。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定价权对于大型粮商尤为重要，甚至直接决定着其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地位与收益。长期以来，全球粮食市场的定价机制，特别是在主要粮食品种的期货市场中，多由国际四大粮商主导。这些企业不仅能够有效控制市场供需状况，还通过期货合约、库存管理等手段，操控粮食价格的形成与波动。相较而言，中国粮商在国际粮食贸易中仍面临定价权与话语权缺失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粮商“走出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
中国粮商深度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对策
在全球粮食体系高度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 中国粮商在深度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多重外部风险和挑战。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粮食安全问题日益“政治化”“武器化”，加剧了主要粮食出口国之间的博弈，明显干扰了粮食贸易通道的稳定性，增加了中国粮商在全球市场中整合资源与要素配置的难度。此外，粮食贸易保护主义回潮与关税壁垒抬头，使中国粮商在全球布局中面临更高的制度摩擦与市场准入风险。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持续削弱全球粮食供应链的韧性，其对农业生产、物流运输乃至终端市场的全链条影响日益显现。极端天气频发导致粮食主产区减产、价格波动剧烈，加大了中国粮商的采购成本与供货的不确定性。同时，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也扰乱了全球粮食运输网络，使跨国粮食流通面临运输延误与成本攀升等问题。对此，要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粮商的政策支持，统筹国家与企业的力量，助力中国粮商不断提升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一）加强顶层设计，支持中国粮商开拓多元化粮源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列为首位，而培育和发展本国国际大粮商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的重要路径。对此，应加大对中国粮商国际化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与主要粮食出口国的贸易合作，帮助中国粮商在全球粮食资源配置中占据有利位置，采取减税、融资支持与补贴等政策工具，开展粮食仓储、物流、加工、贸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规模化海外粮食生产加工储运基地， 加大对黑海地区、巴西等主要粮食出口地区的内陆交通基础设施、沿海港口设施等投资建设，全面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持续拓展全球布局。加强对国际粮食市场规则的研判，推动中国粮商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的深度参与（李喜贵，2021）。同时， 扶持引导中国粮商打造核心竞争力，支持一批大型粮商创新发展，尤其是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海外粮食物流信息化建设，创新数字化流通新模式，通过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工具优化运输路线和仓储管理，实现物流供需智能匹配，有效预防和对冲国际粮食供应链系统风险； 中国粮商也要加大对全球粮食市场投资，不断拓展多元化粮食进口渠道，建立长期稳定的进口粮源地，既需要稳定巩固传统进口粮源地，不断深化与南美、大洋洲、东欧、东南亚等传统粮源地合作，提升供应链稳定性，还要有效拓展新的进口粮源地，确保粮食买得到、运得进（刘慧，2025）。聚焦重点领域，长期以来，中国粮食国际供应链的主要短板在大豆、玉米等饲料用粮领域，这应该成为中国粮商打造海外供应链的重点；中国粮商还应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树立品牌文化，增强品牌意识，提升产品质量与附加值（徐佳利和孙裕如，2024）。粮食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优化产业政策。
（二）提高参与度，积极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随着全球粮食需求量不断增长及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的加剧，粮食安全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其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定性不仅对国内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也对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平衡具有深远影响。中国粮商应积极配合国家战略行动，加快融入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步伐（徐学阳， 2019）。第一，鼓励中国粮商加强与国际粮食生产大国及区域性粮食安全倡议组织间合作。深化与“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粮食贸易往来，并在粮食储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技术支持等方面，向共建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实现互利共赢，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第二，支持中国粮商与粮食出口东道国合作共建物流体系，完善粮食采购、仓储、运输和配送等功能，打通“粮食收购站—港口中转库—港口终端库—装载运输”链条，形成稳定流向和流量的粮食物流通道。同时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与粮食进口来源国的农场主、合作社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贸易合作、产业投资等多种形式，开展全链条跨国经营。第三，引导中国粮商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国际组织的粮食安全行动。第四， 提升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积极推广“气候变化+ 粮食安全”的协同治理模式， 降低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冲击，中国粮商要通过科技手段，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施综合性的政策、制度框架与投融资机制，实现气候韧性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稳定目标的协调一致（徐佳利和周太东，2024）。
（三）加强国际人才培养，提升中国粮商的国际化运作能力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建设粮食产业强国、培育世界一流国际大粮商、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任务艰巨，对强化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应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为中国粮商的国际化进程提供助力，加快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中国粮商应积极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不断释放人才需求信息，为人才培养与引进创造空间。积极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鼓励中国粮商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建设人才培养基地，培养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又具备行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可通过提供税收减免、人才引进激励措施等政策支持，鼓励中国粮商加大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推动企业管理层与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升。鼓励企业派遣员工参加国际培训、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拓展其国际化视野并提高跨文化管理能力（衡虹、张娴初、延欣， 2018），进而提升中国粮商的国际化运作水平。
（四）顺应新发展形势， 提升中国粮商金融化运作能力
在全球粮食产业链中， 金融化运作已经成为现代粮商提升抗风险能力、优化资本结构、增加利润空间的关键手段。提升中国粮商金融化运作水平，需加快推动粮商对金融工具的应用。针对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定价权的大粮商。对此，要加快政策落实力度，积极引导粮商加大在期货、期权、外汇及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等领域的投资，在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及时规避风险， 建立分级风险管理体系，对市场、信用、操作等主要风险点进行有效管控，优化库存管理，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当前，国际四大粮商已通过参与全球期货市场，对粮食价格进行套期保值，从而在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保持其稳定盈利。中国粮商如果能够借助金融衍生品手段，将有助于提高其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能力，并增强其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 注重加强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优化，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债券发行等方式，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创新投入及增强全球布局能力（李圣军，202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传统安全风险与全球治理研究”（24&ZD29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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