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编写组
内容提要：
本文节选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丛书”中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篇》。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也是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本文详细阐释了布局未来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先手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制约，并提出发展未来产业的主要任务和路径。
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引领经济创新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产业是一个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对的概念，因科技和时代变化而具有动态性，是增强产业体系接续性、有序性、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是着眼新科技革命的主动作为，是具有前沿预见性的系统部署，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也是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
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先手棋”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未来科技和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科技版图、国际分工格局。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作为大国发展的必争领域，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关系新增长点培育和新旧动能转换，关系到我国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能否在更新的产业赛道中抢位先行，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系统的部署拥抱和发展未来产业。
图为西部( 重庆) 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内的全浸式相变液冷服务器。 图/ 中新社
（一）主要国家进入未来产业抢位谋划期
当前，面对世界主要国家激烈竞争，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国际经验表明， 能够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率先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迅速形成产业引领优势的国家，往往能够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当前，围绕科技和产业新增长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国家在战略布局上不断前移和加力，未来科技、未来产业成为大国竞争博弈的新战场。例如，美国发布了《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未来产业法案》《无尽前沿法案》等文件，加大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生物技术、下一代无线网络和基础设施、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学等未来产业投入， 加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市场推广等全生态流程，以保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先行和引领地位。欧盟发布《促进繁荣的未来技术》《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欧洲新工业战略》等战略指引， 加快在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及其系统、智能健康、工业互联网、低碳产业、网络安全等领域布局，提高欧洲面向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日本是国际上最早开展技术预见调查的国家之一，并通过发布《未来投资战略2018——迈向社会5.0和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20》及“第六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等战略规划， 描绘了未来产业发展蓝图和重点领域，氢能、生物、量子、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其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的重点。
（二）我国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
未来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前瞻谋划未来产业，重点发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领域。2023年8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 提出未来产业主要包括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九大领域。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重点发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
（三）我国在部分未来产业领域发展势头向好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部署早、起步快、势头好，在部分领域形成了先发优势。根据全球著名科技咨询独立智库ICV TAnK 研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未来产业企业有17.5%来自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在量子信息、绿色能源、机器人、元宇宙等领域的创新优势较为突出。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算力、芯片、5G 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发展迅速，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成效显著， 在智能工厂、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能物流等领域的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一些新的制造范式和商业模式正在形成。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金融、制造、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水平全球领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企业采用率达到15%左右。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量子计算基础研究能力跻身全球前列，工程化应用不断推进， 自主研制的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经上线运行。在元宇宙领域，我国元宇宙产业处于应用场景拓宽发展的加速成长阶段，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全球占比近30%，在网络游戏、网络社交、文化旅游、工业生产、医疗健康等多个应用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
（四）国内各地迎来未来产业密集布局期
目前，国内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和重点城市已经把未来产业发展作为培育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发力点，通过制定专项规划、计划或实施方案，谋划推动未来产业发展。2022年6月，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实施“未来产业引领”计划，在5—10年、10—15 年内分别培育4个未来产业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后， 上海市出台《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南京市出台《南京市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六大专项行动计划》、江西省发布《江西省未来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3—2035 年）》、浙江省出台《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北京市出台《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福州市出台《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实施意见》。这些规划或方案除了对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领域作出部署，还提出了“现有产业未来化”、“未来技术产业化”、构建千亿元未来产业集群、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构建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等新思路。
图为上海市青浦区的爱仕达智能谷产业园的一款工业机器人在进行演示。 图/ 中新社
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制约
（一）对未来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足，从科技走向现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未来产业的培育、成长和成熟过程不同于过去40多年以技术和资本引进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也不同于过去10 多年以应用技术开发和市场推广拉动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关于未来产业，当前地方政府、学界、企业界对其内涵特征、战略地位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充分，甚至存在“把未来产业等同于科技创新”“把发展未来产业等同于新一轮项目投资”“把未来产业发展等同于应用场景建设” 的认识误区，造成未来产业发展的“布局雷同化”“战略碎片化”“目标短期化”“发展项目化”。以量子计算为例，从产业周期上看，量子算法复杂程度高、耗费时间较长、产业化进程缓慢，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仍需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显然跟一些地方“突击战式”地推进量子计算发展的投资计划、产业目标存在很大差别。
（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短板环节突出，对产业行稳致远构成挑战
未来产业根植于强大的科技创新体系和要素资源支撑。我国从事未来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技术人员规模较大，论文和专利成果数量较多，但对技术和行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战略领军人才、跨学科复合人才不足，具有原创性和颠覆性的重大研究创新成果不多。在2022年全球顶尖科学家排名中，入选“职业生涯终身科学影响力”的我国科学家数量为9013人，占比4.42%， 低于美国（8 1 155人、占比39.83%）、英国（18694人、占比9.18%）、德国（10989人、占比5.39%），2022年年度科学影响力中国入选科学家23484 人，占比11.21%，仅有美国（69258人、占比33.05%）的约1/3。
在2022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AI2000） 中，美国入选及提名学者数量为1146人次，占比57.3%，我国仅有232人次，约为美国的1/5。我国在支撑未来发展的基础理论、关键设施、核心资源上也有突出短板。例如，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多侧重于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与训练，但大模型基础技术理论、核心算法、框架平台研究等方面积累不足、应用效果尚不理想。根据斯坦福大学《2024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3 年，61个著名的AI模型来源于美国机构，我国这一数量为15 个，不到美国的1/4。在数据资源上，国内海量数据资源优势的价值潜力释放受到制约， 由于数据资源分散割裂、专业数据服务起步较晚，许多领域缺乏准确、完整、及时、可靠、一致的高质量数据，存在数据积累少、缺乏整理标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三）未来产业发展的良好国际合作秩序被打破，推进未来产业开放合作存在较多变数
未来技术发展是全球议题，协同创新、开放合作是加快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等名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企图通过构建排他性、对抗性的逆全球化“小圈子”达到割裂与中国的产业、技术和市场联系的目的。在供给端， 西方国家通过限制科研交流往来、禁止技术装备出口、阻挠企业科技合作等，试图在全球构筑对华科技封锁网，实施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战略，导致我国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的难度增大、技术开发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提高。在需求端，一些西方国家举起贸易保护大旗对我国科技型企业发展和创新型产品出口进行打压， 将部分科技型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制裁清单，抬高企业参与全球合作的成本甚至剥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机会， 导致企业先发优势丧失、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空间严重受限。
（四）各地布局未来产业高涨的积极性与畏难情绪并存，建立因地制宜的布局引导机制尤为紧迫
在传统产业增长乏力、新兴产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把未来产业当作经济发展新的突破口，部分领域出现扎堆布局和抢风口的苗头，争资源、引企业、建项目、抢市场等竞争日趋激烈。以氢能产业为例，有氢气资源的地区、有新能源支撑的地区、有科教资源的地区、有装备制造能力的地区、有应用场景空间的地区都把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纷纷长链条全生态地布局氢能产业。截至2024 年5月，国内提出“氢都”“氢城”“氢谷”等发展口号的城市超过30个，部分省份甚至有两三个城市提出同等定位的氢能发展布局。无序布局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问题，甚至重蹈“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覆辙， 从而对企业竞争秩序和产业发展生态造成不良影响。同时， 一些地方认为发展未来产业既“高大上”又“高精尖”， 是先进地区、发达城市的方向选择，对于本地来说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在发展中把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割裂开来，在工作中存在“ 畏难情绪”“ 观望状态”“等待心理”，结合本地资源和优势产业嫁接衍生未来产业的布局不够积极主动，可能错失产业转型契机和动能转换空间。
（五）未来产业发展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对防范风险、趋利避害提出较高要求
与高度市场化、批量规模化的成熟产业相比，未来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同时伴随着投资、创新、技术伦理等多重风险。2021年，欧盟发布《工业5.0： 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富有弹性的欧洲工业》，对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要将工人的利益置于生产过程的中心位置，强调技术进步需要增进社会福祉，避免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发生。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可能带来内容安全、数据安全、模型安全等多方面问题，大数据处理可能涉及用户隐私和算法偏见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数字鸿沟问题和失业风险的担忧。根据Group-IB发布的《2023—2024 年高科技犯罪趋势报告》， 2023年，有4583家公司的信息、文件和数据在勒索软件数据泄露站点上发布，比2022年增长74%。在未来产业发展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有效防止技术滥用、数据泄露、文化渗透等负面效应，充分保护个人隐私、有效治理监管、维护社会伦理至关重要。
未来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路径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形成先发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应深刻认识发展未来产业的紧迫性，把握未来产业孵化具有高不确定性、发展具有高成长性、技术具有多路线迭代性等特点，紧跟前沿、全盘谋划，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围绕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中试熟化、上市推广、场景拓展以及技术、产品标准形成等环节系统施策，营造鼓励试错和大胆求索的创新友好型生态，推动各类主体“协同作战”，在全新的技术领域和产业赛道中实现突破，以确保我国在未来全球科创版图和经济格局重塑进程中占据先机。
（一）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系统谋划，超前布局，推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元宇宙、下一代互联网、6G、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深海空天开发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打造未来产业瞭望站，加强对全球前沿基础科学和关键应用型技术的跟踪分析工作， 利用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技术精准识别和捕捉高潜能的颠覆性技术，超前部署培育未来产业。发挥政府“引导者”和“护航人”作用，切实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导向作用，建立健全政府科技研发资金、政府产业引导资金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联动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应未来产业特征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大银行、保险、担保、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支持创业投资的合作力度， 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二）推动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是未来产业的“金种子”。增加源头技术供给，加强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从制度上落实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构建“自由探索” 和“军团作战”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模式，针对复杂度高、系统性强、战略性突出的科学问题，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强科研理论组织协调和科研任务合理分工，整合资源力量高效推进科研工作；对于不确定性高、处于“无人区”的基础科研工作，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落实科研经费包干制，优化科研项目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解绑减负”，让科研人员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成长为领军科学家。建立“企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新机制，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以加大直接投入、设立基金、公益捐赠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
（三）补强科技成果转化薄弱环节
政府部门要避免代替市场选择特定的技术路线和产品、产业，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主体地位，将更多资源用在推动各类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上，建立科技成果“沿途下蛋、就地转化”机制。支持高校院所、企业、事业单位等联合建设一批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 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开展原理验证、技术可行性验证、产品原型制备和验证等服务，降低技术选择的机会成本和成果转化的不确定性。针对细分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集中试熟化、小批量生产、精密计量、样品测试等于一体的专业化中试平台，发展项目可行性论证、市场调研、商业模式设计、知识产权等第三方服务，压缩成果转化、产品上市和产业育成的周期。加快建成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优化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布局，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繁荣技术交易市场，畅通“技术—产业”流动渠道。
（四）积极培育新型未来企业
布局未来产业不只是选择产业方向，关键是培育一大批在未来时空中善于捕捉技术前沿、勇于变革创新、长于市场开拓的创新型企业。适应未来产业的创新型企业在组织方式、生产形态、产出模式、管理方法等方面可能不同于现有企业。适应未来产业特性要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建立“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和利益共同体， 加大对技术驱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构建完善硬科技初创企业发展体系。支持企业深度链接创新端、制造端、市场端资源，创新资源配置组合新模式，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模式和管理组织架构，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鼓励领军企业提升技术、专利、标准、品牌等竞争力，支持企业参与制定未来产业标准规范，增强产业发展新生态的引领力。建立高层次、常态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对话咨询制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把行业发展主动权交给企业，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加大未来产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力度。
（五）开拓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于前沿科技应用和新产品推广的强大支撑作用，在精准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的前提下，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从需求侧牵引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推动未来技术与生产、生活、生态、治理各领域全环节融合，重点扶持行业级、场景级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鼓励优势企业围绕场景拓展行业应用领域，孵化未来产业产品。综合采用政府采购、消费补贴、资质发放、试点示范等方式持续释放场景资源，推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氢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率先落地应用。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布局高性能算力、下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孪生城市等相关设施，为开拓全新应用场景提供基础支撑。
（六）建立因地制宜的布局引导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明确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条件和要求，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合理布局未来科技重大设施、平台载体，重点突出、稳步有序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引导各地客观理性看待自身发展优势和潜力空间，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在科技创新、整零配套、应用推广等方面错位布局、协同合作，鼓励相关地区共建未来技术创新高地、共育未来产业发展集群。鼓励各地把未来产业发展有机融入地方产业体系和全国未来产业赛道，既要保持市场敏锐和发展热情、做到前瞻部署，又要避免一哄而上“追风口”、撒网布局“求全面”，既要清醒认识客观规律、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又要避免犹豫不决“失窗口”、畏缩不前“漏机遇”。
（七）逐步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针对人工智能、数据信息、生物制造等新技术安全治理难题，建立创新发展与有效监管相平衡、弹性空间与底线约束相衔接的风险防范机制，避免过度监管阻碍技术创新发展， 防止因疏于管理引发各种风险。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未来产业治理机制，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强化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增强技术治理能力，强化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技术研发， 提高技术和产业安全性测试评估能力。明确安全底线约束，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加快推进安全法规体系建设，明确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边界，建立完善追溯问责机制。
（文章有删节，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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