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微微
“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获批为国内唯一跨省（市） 联合建设的先进制造集群，与长三角、珠三角共同成为我国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三大主要集聚地。笔者认为，京津冀要牢牢把握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三地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创新资源、临床资源、中医药资源以及人才集聚等优势，强化协同联动体制机制，加强三地生命健康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补齐短板，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培育壮大生命健康产业集群规模和能级，加快促进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发展，打造支撑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擎。
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三地在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合作，覆盖生物药、化学药、中药、医疗器械等全产业板块，集“ 技术研发— 临床试验— 检测审批— 生产加工— 销售流通”全流程为一体，已成为我国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集聚地和强大引擎。
（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京津冀三地积极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了门类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探索京津冀产业链引资合作模式，形成了北京昌平生物医药、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天津经开生物医药、京津冀细胞谷、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等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呈现出空间集聚态势。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共同成为我国生命健康产业的三大主要集聚地。
（二）部分优势产业领跑全国
京津冀三地围绕生物药、化学药、中药和医疗器械等领域加强创新协同与产业布局， 打造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势产业。生物药领域重点支持疫苗研发、基因治疗、干细胞等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平台建设，培育出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化学药领域已经形成了从药物筛选、化学合成、制剂研发、规模化生产到药品上市的完整产业链，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药领域现代化水平全国领先，天士力现代中药智能制造入选世界智能大会十佳优秀案例，河北省建成中药材质量追溯服务平台。医疗器械领域拥有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睿米”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胸/ 腹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等一批创新产品，形成一批“卡脖子”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三）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研发实力雄厚，拥有18 8家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36 4家省级技术创新载体，数量全国领先， 先后在脑科学、生命健康领域培育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出，汇聚了北京诺华、拜耳医药保健、诺和诺德、红日药业、天士力、神威药业、石药集团等一批龙头企业，在创新药上市获批数量、医疗器械注册等方面全国领先。平台载体功能不断完善， 建立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园区、专业化众创空间和专业化孵化器，形成了体系完整、设备先进、人才丰富、覆盖全面的产业创新体系。
（四）产业发展生态逐步完善
京津冀三地出台系列促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首创“白名单”制度，引领全国首创和示范性措施落地， 对生物产业应用示范、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项目给予政策支持。吸引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培养的大批专业人才。凯莱英公司与国投创新、海河基金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发起成立规模达100亿元的全球创新药投资基金；天津红日药业与天津创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共同设立天津天以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天士力控股集团牵头组建天士力资本控股（北京）有限公司等，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发展迅速。
（五）区域协同机制日益健全
京津冀地区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通过改革跨区域管理体制、共建产业园区、共建创新联盟、共建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不断放大区域协同效应。一是完善组织推动机制，成立了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推进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建设。二是深化跨区域监管协作，针对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在统一监管标准、协同监管与发展、案件查办联动、检验检测、信息共享、应急联动、重大活动供应保障等方面签署系列框架协议，开展全面协作。三是简化审评审批流程，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天津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京已注册二类医疗器械产品，只需提交生产条件报告及产品检验报告即可取得产品注册证，简化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入津企业审评审批流程。
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产业聚集效应不突出，龙头企业带动效果不明显
虽然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全国领先，但生命健康产业集群的总体规模和综合竞争力仍需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地区涉及生命健康的产业园区布局较为分散，不同产业园区之间以及企业间的联系与合作不够紧密，集群结构效应发挥不充分。京津冀有生物医药企业6000余家，但具有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较少， 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有限。
（二）产业链协同多在企业内部，跨区域产业链协同不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引下，三地生命健康产业加大合作，产业链协同正在加深。例如，通过北京医药企业搬迁部分生产环节，形成区域间的产业链条协同。企业通过在三地设立不同的子公司，充分利用三地不同的资源，有的企业在天津设立研发服务平台企业，依赖的是天津较为丰富的科技人才及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在北京建立临床研究企业，重点利用北京丰富的医疗资源开展临床试验。但这些协同大多在同一企业内部实现。超出单个企业范围，在中观、宏观层面的产业链协同不足。以创新药为例，京津冀可以实现前端基础研究找到靶点，完成小分子设计，但体外模拟蛋白、动物实验、工艺研究等环节的创新主体较少，难以形成全链条的闭环，而长三角地区可以完成从基础研究、靶点到临床的全链条工作。
（三）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科技成果本地化转化比例不高
由于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当前京津冀生物医药企业仍以仿制药为投资重点，存在“ 重应用、轻基础”现象，原研药占比较低，导致产业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制约了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生物制药所需的细胞培养装备和培养基掌握在国外设备厂商手中，京津冀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企业现有的产品在性能、质量、自动化和数字化水平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生产医疗器械的大量高端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生命健康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度不够高，本地转化率较低，产业需求与创新供给不匹配，导致企业科技创新难和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难的问题。比如北京市具有科技创新资源富集的良好基础，创新驱动特征明显，但对津冀等周边区域创新发展的带动和扩散作用仍有待提高，创新成果就近转化产业化比例不高，大量科研成果“ 蛙跳”到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落地。
（四）产业高素质人才规模偏小，企业引进人才困难
生命健康产业发展需要专业化、高层次人才支撑，京津冀地区高校、科研机构众多， 每年为社会培养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但在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三地生命健康产业的高科技人才大部分流向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留在天津、河北本地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端人才较少，企业也很难引进人才，从而制约了企业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一项调研显示，天津在人才吸引方面，明显低于受访企业的理想值。
（五）营商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
生物医药产业相关配套服务还不够完善，比如缺少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服务，企业只能到上海等地开展安评业务，影响研发生产进程。融资渠道不畅通，融资较难。由于生物医药项目具有高技术、轻资产、无抵押物且研发周期长、高投入、高风险等特征，企业通过传统评估标准获得金融支持较难。一些健康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反映，由于银行授信额度有限，很难通过银行借贷足够资金，经常出现资金短缺。虽然天津市为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设立了生物医药产业引导基金，但是在实际运转中，企业在申请产业基金时存在条件过多、程序繁琐、周期过长等问题，通过产业基金及时填补资金缺口尚存一定难度。此外，政府部门关于生命健康产业的相关政策发布平台较分散，政策的宣讲有时不够及时和深入，造成一些企业对政策掌握不及时、不全面，难以充分享受政策红利。
推动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建议
推动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发展，要依托三地在生命健康产业方面的基础和优势，抓住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建设契机，强化协同联动体制机制，加强三地生命健康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补齐短板， 完善产业配套政策，培育壮大生命健康产业集群规模和能级。
（一）强化统筹协同联动机制，汇聚产业发展强大合力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集群联席促进工作小组作用，组织三地规划、科技、发改、环境、金融等职能部门，建立健全联动、部门协作、市区合力、高效运作的统筹协调推进机制。
二是完善相关政策配套。进一步完善产业项目及技术服务平台建设落地的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配套措施，探索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为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开设绿色通道，促进资金、要素、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创新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
三是发挥协会服务功能。依托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集群促进机构，发挥“粘合剂”和“催化剂”作用， 通过沟通交流、协调管理、监督激励和对外合作、推动引导等方式，使集群成员达成共同目标和统一行动。
（二）优化产业园区功能布局，打造万亿级生命健康产业集群
一是坚持错位发展、协同联动，强化三地生命健康产业园区之间协同联动。构建生命健康产业功能区之间协同联动机制，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 推动开发区、企业、科研机构、公共平台等共建共享共用，形成高品质产业发展生态，探索不同园区联合组建开发企业， 形成统一开发、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服务的运行新模式。
二是推进产业能级跃升， 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发挥合成生物、现代中药等国家创新中心作用，布局抗体药物、蛋白及多肽药物、系统靶点药物等生物制品，培育干细胞器官再生药物等新型单抗药物，巩固提升化学药和现代中药产业传统特色，培育一批大品种集群，推动生命健康产业扩规模、强实力、增品种、创品牌。
三是引聚龙头企业，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引进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落户， 发挥龙头企业“以企引企”作用，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集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先导企业，形成企业间良性竞争与合作，完善产业生态链。
（三）推动重点领域强链补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一是加强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促进产业链融通发展。加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链协同合作，聚焦新型疫苗、化学药、现代中药、高端医用耗材、影像设备等重点领域，实施产业链“ 链长”制。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链细分领域集中度和跨链融合度，整合上下游资源，带动产业链关键核心配套企业就近布局。
二是完善供销体系，推进医药供应链优化重构。在药品和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培育一批智慧生物医药供应链示范企业和创新示范基地，推动生物医药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京津冀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等进入三地医疗机构、药品销售网络，依托“互联网+” 促进药品零售企业转型升级， 加强产销对接，增强供应保障能力。
（四）集聚高端创新资源， 加速创新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发挥京津冀地区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创新能力优势，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医院、集群内外企业共同参与产学研医一体化机制建设， 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结合。
二是着力发展第三方研发和生产服务业。鼓励医疗外包服务等研发和生产服务机构落户发展，为产业提供协同配套平台，建设一批具有国际资质的专业研发、检测、认证平台， 提高开放共享和专业化服务水平。
三是引进知识产权及产品注册服务机构。培育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药品医疗器械注册服务机构等多种形式的生物医药产业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体系，为企业的成果转移、技术扩散应用、技术咨询和技术开发等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四是加强创新孵化园建设。借助京津冀高校优势资源，加强大学科技园建设，打通科技成果由高校到产业“最后一公里”，形成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五）加强人才引进培养， 增强高端人才吸引力
一是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服务保障力度。实施高峰人才引领工程、基础创新人才培育工程、卓越制造人才提升工程、高技能人才振兴工程，积极引进培育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等各类人才，在人才奖励、落户安居、入学就医、税费优惠、居留签证等方面给予政策保障。
二是推动高校培养复合型人才。加强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重点培养行业紧缺的药物发现、临床试验设计、生物药制造等方面专业人才，同时鼓励支持高校探索生命科学与医学、物理、工程、信息、化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培养生命科学复合型人才。
三是促进校企、医企合作培养人才。支持生物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共同培养专业化人才；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开展不同层次的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项目；支持大型生物技术企业设立博士后工作站，鼓励企业参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项目，打造“厂中校”“ 校中厂” 等校企合作基地品牌。
（六）加强精准化服务、精细化管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优化审批流程，补齐配套技术服务。推进京津冀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中心等资质、R&D投入互认。简化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守牢生物医药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探索将审评、核查和检验等环节变“串联”为“并联”，推动关联事项同审同办；设立创新药械项目服务通道，加强与国家药监局等单位的沟通交流，实施专班帮扶、早期介入、全程跟踪， 全力做好政策、技术等服务保障。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 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围绕生物医药产业稀缺配套服务进行布局，弥补配套服务短板。
二是优化企业融资渠道。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扩大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基金规模；优化产业基金申请流程，缩短审批时间，放宽申请门槛，更多惠及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支持并引导生物医药企业在主板和科创板上市融资。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引导作用， 鼓励商业银行在贷款审批、知识产权抵押、生物医药产品责任保险等方面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创新金融工具，拓宽企业债券融资渠道。
三是搭建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服务平台。针对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围绕政策解读、科创资源对接、银企对接、基金对接等搭建综合服务对接平台，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科研成果、融资服务。聚焦生命健康产业前沿与热点，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开展产业研究交流、信息咨询、人才推荐、技能培训等活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京津冀创新集群价值共创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 0 C J Y 0 3 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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