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威
“ 人类命运共同体， 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 习近平， 2 0 1 7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同志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为解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 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良好国际秩序的愿望和追求。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标识，是人民深层次的精神、情感和道德旨归。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是通过形成统一的结合体，寻求交汇点， 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互信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文化层面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正是因为有各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逐渐具有了从理念到行动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文化共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与文化逻辑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部， 与世界各国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共兴传统。远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的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和中亚地区就存在文化交流。中国北方驯化栽培的粟黍农作物与西亚地区驯化栽培的麦类作物大约在公元前2500—前1500 年在中亚东部与中国西北地区完成交汇，这改变了中国与中亚地区人民的饮食结构。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从玄奘西行求经到鉴真东渡弘法，从马可·波罗来华到郑和七下西洋，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要道，共同促进了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中“文化高于种族”“天下高于国家”“天下大同”的理念本身就蕴含着国家和民族间文化共兴的意蕴。与西方文化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价值观念中的“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 不仅为人类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文化基石，而且为具体操作提供了原则理念。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趋势下，以“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思想为人文基础的中国，积极构建与周边及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繁荣共生的发展格局，逐渐获得更多国家的广泛认同。
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十字路口，文化共兴既充满无限希望又面临严峻挑战。“ 文明优越论”“ 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阻碍着彼此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激发合力。文化霸权主义侵害着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民族主义冲击着国际交流合作， 文明和文化间的交流、理解与接纳程度仍然严重不足。一些国家奉行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刻意夸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为正常的文化交流制造了诸多壁垒，也对国际社会之间互信关系的建立形成了极大掣肘，文化之间的隔阂非但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反而不断加深。面对来自文化层面的多种挑战，我们更应该坚持文化共兴理念，保持文化定力、推动文明互鉴和增进文化认同， 将共同利益和目标作为发展导向，为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
不同文化传统积淀下形成的共同体理念均带有各自独特的基因，只有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前提下才能加深理解和增进互信。新型世界文明秩序和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以平等、包容为基础的文化引领、文明平等、文化对话、文明互鉴，这正是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原则基础。“文化共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是文化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是人文精神与人类命运的统一；另一方面是共兴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是文化差异与文化兴盛的统一”（黄威、李志哲，2022）。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回答如何以深厚的精神积淀唤醒中国和世界人民文化认同、如何以多样的民族文化引领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深刻话题。
“ 共生共存、包容并进是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诉求。以文化汇聚共同发展的力量； 以平等创造包容开放的前提； 以对话消除故步自封的羁绊； 以互鉴实现共同进步的目标” （黄威、李志哲，2022）。其目标是在新时代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推动文化和合共生，擘画合作共生的文化格局，最终建成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见图1）。
建设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坚持文化引领，汇聚发展力量。文化作为一种渐进与柔和的软实力，具有政治、经济等无法比拟的潜在优势，可以发挥巨大的引领作用。“文化或文明的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否引领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无论是丝路开辟还是文艺复兴，文化引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文化可以促进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为各国人民提供相互了解的途径，织起情感相连、民心相通的精神纽带”（黄威、李志哲，2022）。
文化所具有的最基本、深沉和持久的力量，可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想指引和智慧启迪。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文化又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层次的推动力，它渗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文化观念的变革是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源泉。随着信息社会向纵深发展，文化与经济将在更加广泛的层次上融合，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 产业链不断延伸；知识、理念、技术、创意等文化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发展也必将给文化的生产消费方式和配置方式带来深刻变革。在文化和经济相互促进、文化活力不断提升的同时，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前迈进。因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必须以文化为引领，才能牢筑通力合作基础，构筑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讲信修睦、社会上推诚相与的命运共同体。
坚持文明平等， 突破文明优越。“人类文明发展理应是接续跃进的过程，然而“文明优越论”“文明对立论”等阻滞了现代社会多元文明的齐驱并进。“文明优越论”者通常将某种文明完美化，并对其他文明采取蔑视态度。无论是何种文明优越论，本质上都是狭隘的历史观与文明观”（黄威、李志哲，2022）。在英国学者汤因比看来，“文明优越论”的偏见基于一种误解，即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文明的同质化。然而，各个文明是可以彼此共存的，在哲学意义上是“共时与等值的”（阿诺德·汤因比，1997年）。换言之，文明不存在优劣之分，都是一定时期人类智慧的结晶。文明之间应加强交流，以理解的视角、欣赏的眼光和接纳的态度而不是以唯我独尊的姿态单向输出和硬性推广，充分尊重各国的制度差异性和文化多样性，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凝聚广泛的价值共识，建构起具有丰富内涵的价值共同体。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国文明都曾在各自民族、国家历史上谱写出灿烂辉煌的篇章。承认文明平等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基本前提，傲慢与偏见则是其最大障碍。
坚持文化对话， 消弭文化隔阂。文化隔阂就像无形的藩篱，必须通过文化对话才能逐渐消除。面对当代社会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人民需要交流、互动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真观念与自我认同的形成是对话式的，而非像个人主义理解的那样，是一元论的或者凭空产生的。对话是一种本真性的伦理，也是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价值旨归。对话可以说已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特征” （Charles Taylor，1991），不同文化也需要对话以促进充分交流、相互理解。文化交流并非单向的文化输出或者输入过程，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反应。要实现新时代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共兴、命运与共， 既要推动展现时代特征、民族精神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又要引入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 择善而纳、为我所用。
坚持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不同文明互鉴互补、交叠并存，进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文明冲突论”认为， “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 （ 塞缪尔· 亨廷顿， 2010），文明之间的伙伴关系仅仅是一种不会实现的愿景。然而，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史中， 华夏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之间频繁地交流互动，造就了包容互鉴的“丝路精神” ， 各文明得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中国与世界文化共兴的历史传统，昭示着与文化霸权主义截然不同的文明相处之道。鉴古知今，中国与世界各国只有互学互鉴，兼收博采，携手并进，才能超越文明冲突，只有通过平等协商、文化对话来凝聚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偏见，才能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加科学、稳健和有效的方向变革和演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但为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提供智慧启迪，而且能够实现各民族文化的优势互补。
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模式
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目标一体两面，是其基本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建设文化命运共同体的主要举措。
一是夯实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每一种文化都镌刻着独特、别致的话语内涵、思维方式以及历史传统和叙事逻辑，凝聚着对生活世界和社会经历的思索和总结，蕴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智慧。中国和世界各国各民族延续文化共兴的历史传统，要从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发掘共识，知往鉴今，永葆千年丝绸之路中包容开放、互鉴共荣的精神活力。一方面要建构新时代人文精神，拉近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情感，促进民心相通、相知、相印，既要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又要传播当代中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处、友善交往的理想诉求， 将最能体现中国人文精神、最具价值的思想传扬出去。另一方面， 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文化共兴，都是人类文明在不断演进和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缺一不可。古老的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关于丝绸、瓷器、茶叶的贸易之路，又是一条中华文化传播、人类文明进步之路。四大发明成为世界人民公认的华夏文化符号，离不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技术交流。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文明对话，清楚地审视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趋向，为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夯实人文之基。
二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和合共生。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化解文化隔阂、促进文明多元共存、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华文化中饱含文化共兴共同体理念基因的内容精华荟萃、不胜枚举。《尚书·尧典》中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和合”文化包含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人心和善的丰富意蕴。共生反映了人类各文明休戚与共、相存相依的关系，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起点。实现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和合共生， 须从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殷切期盼中寻找合力，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光明前景中谋求合作，呈现交融互动、有容乃大的气质。推动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的历史。加强对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挖掘和阐释，不但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质和禀赋，而且能够增进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高度互信， 使和平交往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化共兴的实质就是在认同和肯定自身文化的前提下， 加强对“ 他者” 文化的认知和接受以及借鉴与融合，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共同理想和达到和合境界。
三是推动形成合作共生的国际文化格局。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需要以一种和谐共生的国际文化生态，丰富和拓展国际文化景观，从多元文化中探寻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并为人类文化实现自我超越营造相互尊重、合作共生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合作共生是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只有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合作共生、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另一方面，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格局理应反映合作共生的关系，即在不同文化之间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当代日本哲学家尾关周二曾在哲学意义上阐释了“ 共同”与“共生”之间的区别： “共同”意含不同主体共有某些价值追求；“共生”则指尽管不同主体的价值、目标有所差异，但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才使得他们更加相互依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共同的共生” 理念，以超越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在文化层面，“共同的共生”主张承认与尊重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同时在共同性基础上协作，建立共存共生的文化共同体。合作共生既体现了一种“ 共同的共生” 理念（尾关周二，1996），也具有构建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合作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基于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聚力协作；共生则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相互确证。合作共生要求克服片面自利导向，追求和谐统一而非对立冲突的文化格局，是构建多元共生、平等互助共同体的价值旨在。
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合作共赢、权责共担实现繁荣发展、维护共同利益的强烈意识。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基本共识和强大合力，为从文化共兴维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病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面对当前形势，笔者呼吁国际社会树立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坚持文化互学互鉴，增进互信， 守望相助，携手面对全球重大传染性疾病带来的巨大挑战， 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与世界各国要秉持文化引领与对话、文明平等与互鉴的原则，夯实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推动文化和合共生， 造就合作共生文化格局，最终建成文化共兴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在国际上塑造自信包容的国家形象、探索多元化文化交流模式、搭建立体高效的文化传播网络、建立世界多边文化治理体系及与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契合实际的文化标准。世界各国要坚持多元平等原则，打破文化交往壁垒，增进了解， 促进互信，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携手促进世界文明共同发展。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文化强国基础理论、测量体系和政策目标研究》（ 项目编号:2022ZXSCXB03）阶段性研究成果】（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