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三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点、制定这样一份文件？《意见》开宗明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显然，“三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意见》出台的大背景和重要动因，这使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导向性。概而言之，就是要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下，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尽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这份《意见》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2020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1年1月，中办、国办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均对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作出过要求和部署。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其主旨和内核一脉相承。再往前追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可见，过去三十年间，致力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始终是我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涵，此次《意见》在以往基础上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诠释，即“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
全国统一大市场怎么建？《意见》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同时，坚持“立破并举”、综合施策，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六大重点任务。从“立”的角度，明确要做到“五统一”，包括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破”的角度，明确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意见》于近日公布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坊间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解读，其中两种声音较具代表性，有必要对其作出回应和澄清。
误读之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回归计划经济。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片面、狭隘地理解了“统一”二字。众所周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区别就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从“市场调节为辅”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深化与跃升。可以说，市场取向一直是中国改革的底色。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市场”。“统一”是市场的重要表征，主要体现为有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诸如统一的市场规则、统一的竞争政策、统一的监管标准等，决非某些人理解的“统一计划、统一管制”。当然，这种制度体系不是市场自发就能形成的，统一的过程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既不能越俎代庖、不当干预市场，又要善于作为，矫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位、维护市场公平，这也正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要义所在。
误读之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新走向封闭。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片面、狭隘地理解了“全国”二字。全国是相对于地方或局部而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不能容忍市场割裂，必然要求摒弃地方保护和地方本位，破除各种区域或行业壁垒。早在新发展格局提出之初，中央及权威专家就反复强调，国内循环是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域内小市场。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意味着排斥国际市场。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而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自循环。恰恰相反，我们要更加坚定地、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应当看到，统一的国内市场规则可以更好地与国际规则接轨，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可以产生更强大的磁场效应，从而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洼地”。唯其如此，才会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确立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合作中的新优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重要使命任务。《意见》为“十四五”和今后一段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行动指南。准确把握、认真贯彻这一《意见》，将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