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敏
48万。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创下60年来新低。这意味着人口峰值可能提前到来，即将进入负增长通道。这一重大变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人口问题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无论是过去生产力低下时强调“人多力量大”，还是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抑或是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政策的推出，都是与时代背景相关联，与生产力发展、技术变革要求以及人的观念变迁相适应。作为一个重大社会变量，人口政策的调整往往受到不同观点和运行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决策更倾向于谨慎。
不管是早是晚，人口政策调整终究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老年人口不断堆积而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根据对历年统计公报研究发现，自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开始下降，当年即减少345万人，此后逐年递减。从2013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统计口径调整为16-59岁，从当年的91954万降到2021年的88222万，8年间减少了3732万。其中，2019-2021年两年减少了1418万，年均减少709万，这一数据远高于10年来其他年份的减额，个中原因值得关注。
从全国来说，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在减少，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大幅下滑，而且各省情况还存在差异。“七普”数据显示，2010-2020年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五省分别增加2171万、1014万、609万、573万和534万；而同期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分别减少115万、338万和646万，共计减少1100万，这是我国人口版图上的一个特别现象。
同时，我们看到一个事实，人口数量的增减与经济发展规模和趋势基本吻合。人口增长前五位的省份，经济总量同样是“五强”，只是顺序有些微调，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分列前五位。而东北三省在这十年间，人口处于净减少状态，经济同样面临转型压力与发展困境。尽管经济发展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人口是一个重要变量，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这与传统观念不同，人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消耗者，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更是创新创造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同层次劳动者争相前往，无论是流水线上的普工，下海经商的干部，还是实验室的技术专家，都要努力挤进去。正是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推动了这些地区率先发展起来。随着时代的跃迁，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迎来拐点，“招工难”“用工荒”等现象开始出现，“机器换人”在一些企业的生产线上已变成现实。
人口红利变得越来越薄。2021年，在“五强”中，江苏省人口开始出现1.1‰的负增长，其余四省保持正增长，但除广东外，其余三省人口增长幅度大幅收窄，浙江、河南、山东分别为1.00‰、0.64‰、0.02‰。
这一趋势并不代表这些地区的吸引力在下降，相反，在一些“抢人”政策的驱动下，人口还在不断向其聚集。而在人口生产减少、老龄化加深的背景下，这种人口流动分化对于区域均衡发展、公平发展形成新的挑战，以东北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人口绝对数很大，形成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底气所在。在今天，人口的多寡，已经成为制定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参考要素之一。一个没有一定人口规模或者具备吸引人口聚集优势的地区，很难布局相关产业，也就难以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鹤岗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流失导致人气不足与产业难以转型，且二者相互强化的结果。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价值，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布局时首先要考虑“人”的问题。其中，“人”的“量”与“质”都需要重视，既要“量”聚人气、产生消费，又要有“质”来支撑产业发展所需。以东北三省为例，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很多，每年培养大量高等专业人才，而且产业基础都较好，比如汽车业是长春的传统优势产业，但是汽车专业的毕业生留在本地发展的比例却很低，二者并未做到彼此需要共同发展。
如何留住和吸引人才？一是有舞台。像汽车产业，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电动化、绿色化、网联化、智能化和共享化成为其新特征，开始进化为一个“新物种”，适应新变化，把握领先新机遇，在“新赛道”上为人才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打造新舞台，是留住人才的关键。二是待遇优。人才选择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性价比的高低，是否能促进个人比较价值的实现，同等条件下地域因素是重要影响变量。三是生态好。这里生态主要是指发展环境及协同机制和氛围，利于个人能力提升，有良好的成长预期，是人才能够持续驻留乃至扎根的重要保证。
当然，人口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如何在产业布局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其作用，需要国家从宏观战略角度进行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在政策倾斜上发力，尤其是特殊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可能会产生独特效果，这是改变类似东北这样人才被持续虹吸又人口严重老化的“困难地区”现状，促进人才回流、加速集聚的重要手段，在鼓励创新并加速成果转化中实现均衡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