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婷 任俊圣
2021年11月2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进行优化调整，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更新后的目录与2017年相比， 职业资格减少了68项，削减率达49%，稳固了职业资格结构、减少了多类职业的就业创业限制，新增了职业资格并为新职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在新发展格局之下，随着双循环战略的实施，国民消费理念也随之变动；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疫后影响，线上经济十分活跃、智能产业催化蓄力，致使传统职业（工种）产生内部革新或由新需求激发而产生了多类新职业。虽然新职业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职业教育、人才交流等方面带来了不少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挑战，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一些亟需思量、判别和慎重对待的社会问题，给人才管理与服务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务。
理清新职业迭代及相关产业业态的分布
新职业一般指新近产生的职业类型，这些职业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和区域内存续一定规模（一般指超过5000人）的从业人员，固化为一种特定的职业类型，一般具有独立成熟的职业工作领域和职业技能形态。为了对标新职业的工作规范、满足新职业从业人员的发展需求，新职业之“新”的界定依据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修订、新增职业批次中未收录的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编制工作于1995 年初启动，1999年5月正式颁布， 由此我国职业分类、规范、标准建设、考评指导等工作有了重要的检索性依据和工具。截至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基础上，新增了12个批次共122 个新职业。2015年7月29日，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颁布了新修订的2015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近三年来（2 0 1 9 – 2 0 2 1）陆续发布了3批次共40个新职业。
新职业的类型和数量是随着产业需求和人力资源结构的发展而累进的，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主要考量是逐步将新职业纳入并进行规范引导，界定职业分类体系中的位置并促进新旧职业的迭代。为了明确近年来新职业发展的概况，选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官网发布的1 5 个批次的“新职业”类别及相关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以“ 三大产业” 和我国职业分类体系8个大类作为归类依据，对15个批次的162个新职业进行分类计数后发现：第一产业的新职业数量为0项，第二产业新职业数量不足6 0 项， 超过100项的新职业集中在第三产业；属于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的新职业数量占比超过50%，其他新职业按照数量多少的前三名排序为第六大类、第二大类、第三大类。
受第一产业工作模式固着性的影响， 新职业在第一产业是缺位的。相比较而言， 新职业在第二、第三产业的“ 井喷” ， 在很大程度上受国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新职业的新生和迭代主要发生在“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中， 一方面与国民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需求有关， 亦与中国经济内循环模式的带动有关。新职业的职业类别的聚集现象并非新职业的发展失衡， 而是新职业的发展弥补了潜在职业价值空间， 使得缺位经济空间和失衡的供需结构得到逐步缓和。为了防范新职业的产业聚集带来的潜在危机， 促进新职业稳步发展、新业态健康发展， 有必要就新职业的外部环境、总体结构、内部业态进行分析。
认识新职业、新业态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问题
根据新职业及相关业态有关的文献信息、新闻报道、制度规范和从业人群的观察和调研， 从总体上来看， 新职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需要的表现， 但是其增量及迭代变化在属类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伴生着规范与引导、生产与消费、供需和文教等关系的问题。
（一）新职业的数量“井喷”且类型聚集，职业规范滞后、引导欠缺
人社部会同其他部门发布的新职业数量以平均每年10项以上的速度增长， 然而， 受新职业的认定、识别、发布及时性、发布部门分流等因素的影响， 实际存在的“ 新职业” 远大于已发布的1 5 个批次新职业的业态数量。例如， 2 0 2 0 年， 经人社部同意，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所公示的1 6 个新职业之一“ 网约配送员” 早已达到新职业之“5000人” 的标准， 但受职业技能认定、标准制定等多方因素的影响， 即便是在2019年， 单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网约配送员总数就达到3 9 8 . 7 万人， 该职业也未进入人社部所公布新职业名单之中， 且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收录，故而难以在职业等级鉴定、职业发展与晋升、从业者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所发展。
新职业数量的井喷、聚集，必然使得相关行政管部门对新职业的规范、引导工作应接不暇。新职业发布、职业规范是在新职业出现之后的“ 追及” ， 暂未形成新职业的规范、引导和总体导向机制， 新职业的生长趋势必然追求近期的、显著的经济利益， 总体发展规划不足且疏于社会公益需求。为了让新职业发布、职业规范更精准地益于社会经济发展， 新职业的发布应该考量新职业的培育支持和分布引导。例如， 1 6 2 个新职业中与“ 宠物” 相关的有3 个， 在业态类型上此类职业是占比较高的新兴类别， 如实反应了时下居民生活需求。相比较而言， 根据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口政策的具体情况及相关需求，虽然养老服务、托幼服务更加具有强烈的从业需求和广阔的就业前景，但是，受职业产出比和风险率的影响， 162个新职业中仅有1项（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与养老有关， 与学前教育、托幼服务直接相关的暂缺。
（二）新职业的结构失衡而拖累发展，经济结构被消费主导、生产弱化
新职业的激发和产生，与消费机构变化和内容升级所引发工作需求变化有关。新职业的激增虽然使得劳动力市场的细分趋势愈发显著， 极大地拓展了消费类型且增加了消费量， 但是也要认识到， 这种分化和细分却在生产、制造业中表现平淡，短期经济结构会受有益影响，如果从长远的社会经济总量变化来看，却是一种劳动价值的透支现象。新职业的产业分布和行业属类分布失衡，是国民消费观念的外化，产生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流散的现象，流散后的从业人员会在新职业中获得短期收益，收益反差效应将形成对第一产业的负评价。抵消该不利效应的充要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有必要从社会生产力和新职业结构症结两个方面进行处置。
以“ 直播带货” 网商为例，虽然表面上形成了产品与客户的链接，助益于滞销、难销产品， 与农产品的结合使得这种销售的公益性广受关注， 但这种营销模式实际上起到了消费诱导和散户集中的效果， 对生产力的促进、产量的激发效果难以持久。更有甚者， 直播带货者的中介效益实际上瓜分了生产收益， 且可能存在潜在的消费套路和欺骗， 引发消费型浪费。总体上来看，根据162项新职业的产业结构和所属职业大类的特征， 实存新职业（ 即暂未认定发布的） 及已认定的新职业均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结构失衡的现象， 消费型新职业占主导地位， 生产型新职业弱化而暗淡。
（三）新职业出现信息依赖并盲从智能化，人力资源供需失衡、文教不及
新职业及相关业态的出现和发展， 与当代科技热点和革新方向有直接关联， 科技革新或革命必然引发职业更替迭代或新生。近三年国家人社部门发布的4 0 个新职业中， 与信息技术、智能产业直接相关的有2 4 项， 占比超50%。新职业虽然对信息技术的掌控和利用， 可以有效提高社会生产力， 但信息依赖可能会加剧人际间隔进而威胁信息化职业的发展空间。此外， 智能产业的适用阈被无限扩大， 个性化、人性化的需求被漠视或强行替代， 智能化产业企图注入心理需求、精神需求空间的愿望的危机容易演化为职业发展障碍或产业困阻。
在面临上述隐忧的同时， 信息化、智能化的热点及周边产业吸引着大量人力资源及其他资源， 相关新职业人才需求缺口较大， 供给不足。解决问题的首选策略是已有成效的学历教育人才输送， 但是， 受学历教育的较长周期性等因素的影响， 高等教育对人才培育的敏感性、及时性较低， 新职业人才供给难以在短期内通过高等学历教育的输送进行全额配给。于是， 大量新职业技能人才供给便通过职业培训、继续教育转化进行应急。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职业人才的需求，由该渠道转化的人才的可塑性、稳定性不足，信息化、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定力和潜力必然被拖累。总体上来看，与信息化、智能化相关新职业的需求增量，目前无法以传统文教输送的方式获得人才配给， 即便通过企业技术人才的转接、培育也难以在短期内满足大量骨干性人才供给的需求。
促进新职业、新业态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职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身份表达，上述问题及隐忧是职业结构变化深层原因的表象、是一些经劳动关系缓冲了的间接现象，更深入、更广泛的问题有待关注并寻求解决。根据新职业及相关业态发展的基本情况，现提出促进新职业、新业态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新职业的预发布和自动报设机制
我国现行发布新职业的基本流程是“ 后发式” 的追踪和描述， 具有一定的延时性和错漏率， 建议通过预判达成“ 先发” 式的导向效果。预判的依据包括两大类： 其一，把社会上出现较多的还没有被正式称为职业的工作进行识别、评价、分类以及规范， 对未来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进行预判， 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转型方向、人口动态趋势、技术技能发展方向等； 其二， 对当前新职业现象的调研，包括职业活动的范围、行为、人群数量、人员结构等信息。将预判和调研信息作为新职业预发布的依据，这种方式具有统计效能、符合职业规律，能够起到对新职业的引导效果。另外， 以当前新职业现象的调研变量作为数据依据， 大数据自动收集的信息和人工填报的数据赋以不同权重作为数据源， 建立新职业酝酿单位主动自行报设的机制， 为新职业的报设获取及时、全面的信息，增加新职业发布的准确性、及时性。
（二）强化对第一产业中新职业的引导和教育
162项新职业存在产业结构的失衡，消费型新职业明显多于生产型。新职业的发布应该强化对第一产业、第五大类职业的关注，通过对此类新职业的培育引导第一产业类型新职业的成长、成熟。首先，鉴于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建议增加农业智能化、信息化的生产力要素，提升农业职业效率和收益。拓展第一产业领域新职业的工作适用阈和作用效能，积极服务于乡村振兴。其次，考虑到新职业人才供给的一般模式和可行方向， 从继续教育、职业教育两个方向补充新职业技术人才的供给，加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 建立学习型社会，提倡终身教育。新职业所属单位以行业培训、交流为主的方式，培养新职业技能人才。以高等职业学校为主体，通过“产业学院” 的运行方式加强新职业培育院校与新职业单位的互动，在继续教育、成人教育领域助力新职业人才培养。职业教育的培养过程应该注意处理好新职业发展具体需要与其长期规划之间的关系。
（三）补缺“旧职业”的退出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
新职业在智能化、信息化的过程中存在供需失衡、文教不及的隐忧，为此，以智能化、信息化相关的技能人才转型为主要手段， 并加速发展本科职业教育， 逐步有序缓解热点产业的人才供给压力。同时， 建立“ 旧职业” 的退出机制，“瘦身”职业类别， 更高效地发挥新职业人才认定、培养、交流等社会治理效能；同时，对“旧职业” 的从业人员建立继续教育的“绿色通道”，对“旧职业” 转型人员给予一定周期的社会保障支持。建立转业优先培育机制，促使其顺利转业。为了达成该效果，新职业的发布， 应该充分调研与拟发布新职业相关的“ 旧职业” 的生命周期情况， 促进有效的新旧更替、保障平稳的新旧过渡。【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大学生兼职’ 的社会失范与教育治理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为2 0 2 1 P Y 5 5 （ 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