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奎 罗志恒
2021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此形势下，稳增长诉求上升。展望2022年，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的稳定增长，量的合理增长为质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稳增长依然具有必要性。笔者认为，需按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的思路和节奏，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促进新增长动能不断壮大，以精准有效的政策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质量发展需要量的合理增长作保障
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但高质量发展不意味着不要增长，需要量的合理增长保驾护航。
量的合理增长可以确保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 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此推算，2020— 2035年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4.8%左右。结合央行估算，“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在5%—5.7%之间，因此需要政策发力，保证经济与潜在增速匹配。
量的合理增长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基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加速从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换，国际经验看，这一过程需要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支撑，进而保障科研投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创新能力排在前10位的国家，人均GDP平均约为5.4万美元，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仅为这一平均值的20%多一点，可见经济增长依然至关重要。
量的合理增长是防范风险的根本。就企业部门而言，一旦经济失速下滑，中小企业将首当其冲面临损失，进而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同时加剧负债主体偿债压力引发金融风险。就地方政府而言，无论存量债务的滚续，还是隐性债务的化解，都需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基层财力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就居民部门而言，经济大幅下行将冲击中低收入群体，恶化收入结构，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将大受影响。由此可知，量的合理增长事关经济运行全局，没有量的保障，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
量的合理增长遇到三重挑战
202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三季度GDP两年平均同比增速4.9%，低于二季度的5.5%。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量的合理增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挑战。
消费复苏缓慢，房地产势大力沉、持续下滑，基建持续低迷，出口高位回落共同导致需求收缩。一是疫情反复扰动对消费复苏产生持续压力。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各月两年平均同比增速的中位数为4%，显著低于2019年的8%。其中餐饮、旅游为代表的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冲击最大，餐饮收入两年平均增速始终在0附近徘徊。同时，收入分化依然显著， 限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二是受“三道红线”、贷款集中度管理、土地“两集中”等政策影响，房企资金链紧张，风险事件频发，房地产市场显著降温。10月当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5.4%，两年平均3.3%，连续6个月下滑。虽然政策已边际放松，但房地产势大力沉，短期内仍将延续下滑趋势， 拖累GDP增长。三是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专项债发行进度偏慢、隐性债务监管趋严，叠加优质项目缺乏的原因，导致基建持续低迷。1—10月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仅1.9%。四是出口高位回落压力较大。海外经济复苏动能趋缓、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退潮、产业链修复削弱供给替代效果等多方因素对出口产生下行压力。
“双碳”政策、能耗双控、限电限产以及全球供应链摩擦引致供给冲击。一方面，部分地方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时将中长期目标执行短期化，对高耗能产业采取“一刀切”行为，叠加近年来环保和安监持续趋严，导致能源品供给不足， 尤其是缺煤现象严重。2021年8月以来，动力煤价格飙升，10月中旬一度突破2000元/吨，是2019年同期的4倍。另一方面，受中澳关系和蒙古国疫情等的限制，能源品进口阻滞，强化了供给短缺问题。受此影响，2021年PPI同比单边上扬，10 月高达13.5%，经济呈现类滞胀特征。高企的上游价格限制了企业生产经营，拖累经济下行。三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1%，较二季度下降1.3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上游价格上涨严重挤压了中下游和中小企业利润，降低了经济效率，对经济发展全局产生不利影响。
疫情反复、政策整顿导致微观主体行为趋于避险化，经济预期转弱。一是变异毒株导致经济不确定性再度提升，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11月底，南非公布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不到一天世卫组织就将其列为密切关注的变异病毒。新毒株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和悲观预期，并引发部分国家防疫措施升级。二是对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行业加强监管和整顿，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的预期有所转弱。2021 年的监管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动作， 但绝非一日之功，需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循序渐进；在经济下行期叠加整顿，会影响微观主体积极性，需把握好监管整顿的力度和节奏。三是企业当前的中长期资本开支意愿转弱。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于三季度出现明显回落。
量的合理增长有赖政策发力，且适度靠前
基于对当前形势的综合研判， 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 202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格外明显，量的合理增长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各方面政策形成合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同时，政策发力宜适当靠前，从而实现明年经济平稳开局，向好发展。
第一，财政政策侧重提升效能、更加精准和可持续，收入端将出台新的减税降费政策，支出端的强度和进度显著提高。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量的合理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一是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提升效能、更加精准和可持续地推动结构性改革深入。“精准”意味着要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更好发挥结构性调节功能，服务国家战略任务和大局稳定。2022年财政政策重点工作可能包括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落实“双碳”目标、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科技创新、“六稳”“六保”、化解风险等。二是实施新的减税降费，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三是调动地方积极性让支出节奏前移，适度超前基建形成有效投资，发挥逆周期的总量调节效果。日前刘鹤副总理提出的“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已凝聚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超前基建的主要意图在于稳投资， 扩大有效投资，实现稳增长、补短板、优化供给结构的作用，超前基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目前看不能投向过剩领域，而应该向新基建以及智慧城市、地下管廊等领域，以提高应对突发的极端自然灾害和提高大城市管理的能力。四是推动财力下沉，更好支持基层政府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和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当前财政最大的难题仍是收支矛盾突出，基层政府的“三保” 困难。直达机制就是推动财力下沉的最直接体现，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对市县的转移支付也是题中之义。五是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第二，货币政策延续稳健立场，结构性工具持续发力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以及绿色发展。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稳健的货币政策”立场，但以置换MLF和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为目的的降准仍有可能，预计2022年上半年货币政策仍有放松空间。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实现“精准滴灌”，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提高精准性和直达性。12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未来还将用好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 支持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实施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延期工作，用好2000亿元再贷款额度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落实好碳减排支持工具，设立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第三，结构性政策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积极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消费、制造业投资、新基建成为新的着力点。2022年的宏观逻辑在“新旧动能切换”，从房地产和出口切换到消费、制造业投资和新基建， 有必要扩大消费和投资，形成内生动能。
一是稳投资成为未来工作重点，在制造强国、绿色转型等顶层目标驱动下，制造业投资有望超预期增长。一方面，加快已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执行进度，做好专项债项目准备，确保专项债发行后及时投入使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积极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投资，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加快数字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加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新一轮促消费政策发力， 叠加共同富裕政策落实落细，有望撬动储蓄释放，提振消费。预计新一轮促消费政策将于今年底、明年初大面积展开，主要针对绿色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品类， 以发放消费券、鼓励电商和直播平台消费以及汽车下乡等形式出现。12月8日，国家发改委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家电更新行动，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乡，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此外，共同富裕目标下消费税、数字税改革有望提速，教育、医疗等改革不断深化，或能有效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释放消费潜力。
三是“房住不炒”仍是主基调，保障房建设进度加快，房地产业将于2022年下半年企稳，进入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一方面，“房住不炒”的主基调没有变，只是侧重点从之前的抑制投机需求和促进房企降杠杆，转向保交楼和稳供给。未来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的长租房体系将成为现有住房体系的重要补充，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投资建设将对量的合理增长起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前期过紧的政策调整纠偏，被抑制的合理住房需求有望逐步释放。包括加快信贷投放以满足房企开发和居民购房的合理资金需求；放松第三轮土拍条件，部分城市取消限售价约束，降低保证金比例，延长土地款支付周期，调整配建指标；保障房地产企业现金流，部分房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密集发债。
第四，多措并举促进科技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中国经济过往的循环是房地产、金融循环较多，未来要打造科技、产业和金融良性循环，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供给能力的关键。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具体来看：一是要以科技创新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二是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迭代提供应用场景，推动供应链产业链优化升级；三是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治理结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需要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规律
实现量的合理增长需要政策把握好节奏、时效和力度，这有赖于对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正确认识。事实上，2021年经济运行过程中需求加速收缩，供给冲击加大，很大部分源自政策执行层面的偏颇，其背后则是相关认识的偏颇。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五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阐述，为量的合理增长扫清了认知分歧。
第一，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富裕是基础。共同富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其次是把“蛋糕”切好分好，没有富裕做基础的平均主义是历史的倒退。与此同时，推进共同富裕、优化和改革分配制度并非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单兵作战。未来我国将站在全局的视角，统筹推动财税制度、资本市场、房地产、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切实提升居民收入获得感、优化宏观收入分配格局。
第二，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资本都是逐利的，资本创造价值和野蛮生长都源于其逐利性，哪一面是主流，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而有效地引导资本行为。因此，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资本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反垄断监管执法， 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体系，提升对资本反垄断监管能力水平，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第三，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是重要底线。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依存度较高，如石油、铁矿石、铜精矿、大豆等，都在70%以上。因此，初级产品供应的重大缺口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尤其是粮食安全不容有半点闪失。未来，应秉持安全思维、底线思维进行“开源节流”：一方面，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的开发应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第四，持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重道远，仍需坚持不懈。尤其是针对近期一些头部房企出现的风险问题，应按照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广泛配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
第五， 立足国情， 先立后破， 碳达峰碳中和不能“ 一刀切”。一是我国的产业和能源结构决定了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将中长期目标执行短期化。要实事求是地开展“双碳”行动、能耗双控；理顺电力价格机制、增加煤炭国内供应和国际进口，避免限制能源供应对经济的冲击。二是要辩证看待发展和能耗的关系，要在发展中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能耗，而不是通过降低发展来降低能耗。地方政府需权衡好能源保供和能源转换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储能、抽水蓄能、特高压等调峰设施，同时对于传统能源的退出应尽量平缓。
总结来看，量的合理增长需要理顺认知层面的问题，处理好政策长短期的关系。相信随着各方凝聚更多共识，政策将形成合力，助推中国经济在2022年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并在长期获得更稳健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学术委秘书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