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前不久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是我党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实践中，不断积累和被反复证明的规律性认识。
只有做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我们才能够把为人民谋幸福这一根本宗旨落到实处，才能在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才能不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了这一原理。不是从理论或外部模式的复制、模仿出发，而是从特定国情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 去探索发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可行途径。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通过计划集中配置资源，在一穷二白起点上完成工业化奠基的伟大历史任务，是坚持了这一原理；在深刻反思十年“文革”教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的做法，果断开启改革开放历史大幕，更是依据和坚持了这一原理。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结合具体国情，持续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给人民群众带来普遍的、不断增强的获得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讲话里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充实起来，不断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日益坚实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做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 必须统筹协调好经济增长中量与质、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等关系。经济增长是量和质的统一。没有质量，就没有增长的效益；没有数量，质量就没有依托，就形不成供给。从经济增长过程看，数量一般表现为增长速度；质量则表现为供给满足需求的水平高低。经济增长是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具体体现， 事关基本民生，一时一刻都不能停顿。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刚性要求， 首先来自于充分就业的目标。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必须要能够满足就业人口的增长。当前我国每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在1400万人左右，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1.7亿多人）等，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规模庞大。为此必须保证支撑充分就业的合理经济增长率。这也表现在1.5亿个市场主体的生存状态方面。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必须是能够保证大多数市场主体，特别是广大小微企业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增长水平。协调好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平稳提升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使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和宏观总量均衡的水平附近。为此必须协调好短期的总量政策与中长期结构性政策之间的关系。短期看，投资、消费、出口等需求，受相关偏好、财政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预期等因素作用，会较快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关系，引起总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形成经济增长不同周期的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围绕需求的调节，是决定供求总量平衡关系的关键，也是决定经济大循环是否畅通的关键。中长期看，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供给质量和结构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结构等。因此，结构性政策对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经济增长过程的调节，既包括短期总量平衡，也包括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供给质量提高，必须统筹兼顾，不可偏废。以需求调节为主的总量政策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结构政策，必须紧密协调， 实现当前与长远的统一。
做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 当前必须着力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冲击，加快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要化危为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必须立足自身，全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好；就必须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宏观角度看，社会再生产的周期运动，也表现为供给与需求在总量方面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决定的过程。具体分析，生产与流通形成供给；分配和消费、投资的愿望形成需求。供给与需求通过交换建立联系，形成相互适应、相互决定的关系。因此，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
经过第一个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形成了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粮食总产量连续6年超过1.3万亿斤，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特别是煤、电、钢）位居世界第一； 而且有比较充分的要素供给保障。中国经济具有强大增长能力，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充分释放生产和供给潜能，必须保证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动态畅通。这就要求必须从整体和全局上统筹协调好减污降碳与稳增长的关系。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要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
需求方面，中国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和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要充分发挥好内需的巨大潜能，尽快缓解需求收缩的压力。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为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 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围绕扩大内需更好地形成合力。由于企业和居民都是顺周期行为特点，市场形势不好， 企业会谨慎投资；居民会谨慎消费。因此，扩大内需必须充分发挥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必须通过提振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为此要着力抓好绘蓝图、补短板、强基础的工作。全面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设施的水平。为第二个百年以及更长远的发展奠定高水平的基础。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做好工作，国内大循环就会全面畅通，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会充分释放， 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就会极大巩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就会加快落实。中国经济将由此摆脱2010年以来的增长下行周期，转入稳步回升的新周期。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