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斌
在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应当进一步发挥整体优势，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回顾新中国历史，发展格局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那时我国经济发展是自给自足的自我循环，与世界经济联系很少，进出口贸易规模很小、占比很低，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也较为有限。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格局。这一阶段我们打开国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外循环比重持续提高。所谓“两头在外”，是指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我国从国际市场大规模购买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在国内加工、组装、生产成工业产品，然后销往全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大幅提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历史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最高点时超过60%， 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接近30%。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来形成的外循环动能逐步下降、国内大循环开始主导国民经济运行的发展格局。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发生在2008 年。当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世界市场大幅萎缩，依靠国际大循环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2 0 0 9 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大力度的扩大内需战略，一方面扩大投资，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扩大消费，出台家电下乡、减免汽车购置税等举措。在这些政策带动下，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循环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下降，国内大循环开始主导国民经济运行。
回到当前，我们需要厘清的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下，为什么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二是我国比较优势的转变。
从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来看，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但其内涵有新的变化。同新世纪最初的2 0 年相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过去，我国以生产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主，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美国等发达国家以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主， 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中高端。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是互补关系，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鼓励、支持、帮助的态度。随着中国不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逐步从产业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开始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时， 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从过去的互补关系演变为今天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形成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对中国的围堵、打压、遏制就不可避免。
去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如果我们继续保持以国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 那么当世界经济出现重大波动时，我们很难不受影响或冲击。因此，当外部环境日益恶化，世界面临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未来时，把发展格局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可以减轻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冲击。去年中国GDP增长2.3%，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比较优势变化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接近10%，成功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过去我们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力资源丰富、价值低廉，很容易形成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问题是，从2012年开始，我国15—59 岁劳动人口总量呈逐年下降态势。有关统计显示，过去1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占总人口的比重累计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变，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我们原有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开始削弱。
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 还意味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扩张， 以及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和我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比较优势的转变，是从劳动力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转变。当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时，立足于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可以保障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当然，美国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包括实物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对比来看，中国的实物商品消费额已经接近美国现有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 万美元， 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50%多，美国则是接近70%。中国市场规模扩张的潜力和空间巨大。可以预见，在几年之内，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也是我们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重要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显然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在新发展格局中，除了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还要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际大循环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对石油、铁矿石、天然气、农副产品的需求规模还将进一步上升，这是中国资源禀赋的短板。必须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在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弥补这个短板，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次，中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目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 主要集中在价值链中低端环节， 未来的方向应当是生产性服务业向提高专业化分工程度、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转型。此外，由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呈现出消费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趋势，生活性服务业未来需要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不断吸引全球人才、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高端要素为我所用。
第三，中国仍然处在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时期。未来我们仍然需要在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通过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
从这些角度来看， 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发挥更大的引领示范作用。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密集的地区，在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将在全国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在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制度型开放、规则开放上， 也将为全国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合作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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