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高水平开放和贸易创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高峰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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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刘长杰

专注于进出口贸易的广交会, 在其诞生65周年之际,开始为“打造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高地”而发声。

1015日,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的三场分论坛——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高峰论坛、新发展格局下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高峰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合作论坛在广州广交会展馆成功举行。这是被业界尊称为“中国第一展” 的广交会首次推出的高层次论坛活动。在全球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的背景下,广交会如期举办,有利于外贸企业拓宽国内外市场,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稳定复苏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展示我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而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的高规格推出,则被业界普遍视为“推动高水平开放和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举。

珠江国际贸易论坛由主论坛和三场分论坛组成。1014日下午的开幕式,既是第130届广交会开幕式,又是珠江国际贸易论坛主论坛,约600位境内外嘉宾线下出席。15日下午同时举行的三场分论坛,30余位中外政府高级官员、知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围绕各自议题和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展开深度研讨。

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高峰论坛由商务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东省商务厅、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办,国研智库协办。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炳南,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业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大韩商工会议所常务副会长禹泰熙,意大利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副部长曼利奥·迪斯特凡诺等中外嘉宾参加本场论坛并发表演讲。

大力推动国际贸易,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力

广交会是我国贸易的风向标, 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和缩影。“广交会是广州发展的重要见证者,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发动机和推进器。”在致辞演讲中,吕业升列举了从1978年到2020年间广东外贸进出口规模的跃升之路,在广交会的加持下,广东进出口规模现已稳居全国第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大力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出台相关的行动方案, 提升质量,优化结构,深入实施贸易高质量发展十大工程,全力提升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吕业升表示,目前广东正深入实施“1+1+9”工作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横琴、前海建设,支持广东贸易从大到强,努力为建设贸易强国做出广东贡献。

王炳南在主旨演讲中指出, 2020年面对疫情影响,广交会在特殊时期给企业开拓了宝贵的交流渠道。本届广交会是首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大会,充分发挥了线上线下融合的优势,高效率地连接、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繁荣贸易,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他进而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全球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将大力推动外贸,为全球发展注入新动力;将积极推动绿色贸易,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要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发挥巨大作用。”王炳南说,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定位高端、高标准,聚焦国际贸易前沿热点问题,要以广交会为平台,为企业的创新服务;年年办下去,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探讨全球贸易发展的新机遇,助推外贸创新发展,助力中外企业合作。

“中国现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对象国,希望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禹泰熙通过视频对本届广交会的举办予以祝贺,并表达了对中韩两国未来深化贸易合作的期待。

今年1220日,两国将迎来韩中自贸协定(FTA)生效6周年。FTA2015年生效以来,为增进两国贸易,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做出重要贡献。禹泰熙在致辞中表示,截至去年,韩中贸易额为2415 亿美元,与两国1992年建交时的64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37倍。目前, 两国跨境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24%,预计到2040年,这一比重将增加至50%。而伴随着韩国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和国内产业比重的提高,韩中两国经济有望从现有的以商品贸易为主,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并重。

疫情让全球的数字贸易市场迅速扩大。禹泰熙表示,虽然韩中在数字领域存在竞争,但合作机会依然很多。两国需要发掘有希望合作的新领域,为抢占迅速发展的数字贸易市场共同合作。

“去年尽管全球贸易大幅收缩,但意大利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却增长了9.9%。今年前7个月,两国双边贸易再增15%,意对中的出口额也实现大幅增长。”曼利奥·迪斯特凡诺在致辞中说,希望这一趋势在未来几个月能够延续下去,因为中国是意大利日益重要的经济伙伴,意大利的企业——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已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多个区域。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贸易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中国和亚太地区重返增长,国际贸易重归繁荣,对确保全球在疫情过后迎来新的繁荣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古沛勤爵士在演讲中表示, 回顾过去30多年全球贸易蓬勃发展的历史,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国际贸易能够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也能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

古沛勤说,未来的全球贸易是自由、公平、可持续的,英中贸易协会成员企业会继续努力确保全球贸易多年努力的成果,让每个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国际共赢新局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范围内立足数字技术的全球化资源重组带来的增长机会,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和全球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力量。”在论坛第二环节的主题演讲中,江小涓开宗明义。

我们都知道全球化碰到障碍会有所收缩,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为何保持了高速增长?江小涓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数字时代,跨越国界、连接万物的数字技术,使全球技术和产业分工迅速扩展与深化。

江小涓指出,在数字时代的全球化新趋势体现出来的主要特征中,技术开源成为关注的焦点。她举例称,近年来信息科技领域出现的重要技术和产品,多数都率先以开源项目形式向全世界发布;当下,全球70%以上的新立项软件项目采用开源模式。开源技术在全球更多领域得以快速发展,并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科学精神和科技伦理,这是因为,开源与万物互联时代相匹配,与海量数据时代相匹配,与技术持续快速迭代时代相匹配。

对于服务贸易,江小涓认为, 数字技术能够使服务业从可贸易转向可分工。服务业的全球分工比制造业全球分工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服务业是可复制的,数字服务可以真正做到“消费者只选最好、生产者赢者通吃”。因此,我们一定要理解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全域链接”的成本极大降低、收益极大提升,全球范围内更广泛深入的科技和产业分工体系正在快速形成,数字全球化必将快速推进,并具有许多新的重要特点, 这些特点一定是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推进力量。

“无论是高水平开放,还是贸易投资创新,都要理解和适应新的形势,在全球技术和产业的大范围重组中,应以更广更深更高的开放链接更多资源和市场,才能创造更多价值,获得更多利益,同时还要防范其带来的风险。”江小涓说, 因此,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仍将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作为外经外贸领域的专家, 隆国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对国际贸易趋势性变化的研判和应对上。在相关的主题演讲中,他指出,最近两年,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这些变化有些可能是短期的,有些可能反映出趋势的变化。我们要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把握趋势性的变化,其中有几个变化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趋势。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国际贸易的格局。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趋势是一个主流趋势,不可忽视,它伴随着内容的数字化、方式的数字化、规则的数字化,这其中的机遇和挑战会很多,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二是国际贸易的绿色化趋势。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我们将看到绿色发展理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从它的设计、生产开始就渗透着绿色发展的理念。三是国际贸易的服务化趋势。在国际贸易的整体数额中,服务贸易的占比将越来越高。四是国际贸易的韧性化趋势。国际贸易面临着自然灾害、贸易冲突和疫病流行三大类安全问题的挑战,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各国亟须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下一步,中国应如何应对上述四个趋势?隆国强表示,第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未来中国的贸易发展和政策均需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来调整,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第二,要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久久为功;第三,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支持中国走上现代化新征程,这也是下一步开放工作的一个重点。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充分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证明,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彭森在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中国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无非有两点——发展、改革,按照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而改革依然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彭森认为,现阶段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应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健康力的市场主体环境,加快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二是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投资环境;三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管理等市场要素;四是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五是实行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推动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优质产品的提供者。”彭森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既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也将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进一步发挥贸易功能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战略对话环节,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赵晋平任主持。对话采取圆桌论坛模式,围绕“进一步发挥贸易功能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主题展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佟家栋、青岛海信国际营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方雪玉参加了对话。

对外贸易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将如何发挥作用?对外贸易目前存在的痛点、堵点、难点有哪些,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三位嘉宾和主持人围绕这两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张燕生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有三个基本判断,即全球化、全球贸易投资减速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三个基本的事实。基于此,他认为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时,需要注意数字经济、服务贸易和绿色发展的三个全球化转向。在推动“双循环”时,一要依托国内大市场,畅通国内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 构建统一大市场;二要重点深耕东亚、东南亚,深耕“一带一路”, 深耕美欧等第三方合作;三要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科技新优势。

下一步,全球化将面临“六个东移”,即全球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人才东移、金融和货币合作东移。全球化趋势的变化,将使国际大三角分工中的东亚生产网络、生产方式发生实质性变化。对此, 张燕生认为, 中国需要深入研究、积极应对。

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存在的痛点有三个,即对外贸从汗水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如何实现,对国际贸易规则在话语权、定价权、制定权方面如何提升,对国际贸易大平台的不公平封堵如何突围。张燕生认为,应对方向有三个,一是做国际规则的合规者,二是探索建立自己的规则,三是考虑建立一个中国的亚马逊平台和体系。

中国的对外贸易目前存在的难点也有三个,一是能否探索出一条跨越增长陷阱的转型升级之路,二是能否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三是能否平稳应对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突破这些难点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创新,三是高端服务。外贸人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需要的不是时间,而是大智慧。”张燕生说。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机制与平台的作用,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佟家栋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看我们能否抓住国际经济循环和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点和连接的重要平台。

如何抓住关键点和重要平台?佟家栋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要营造好我们的对外开放环境, 建好“ 双循环” 体制机制; 二要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合作体制机制平台的作用,重点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 C E P)、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平台;三要更多地关注双边协议和双边合作安排,在竞争中求质量的提高、求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四要特别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平台建设,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测试它的抗打击能力,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复制推广。

从一个已经实现“走出去” 目标的企业角度来看,对外贸易加速了企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 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升级。方雪玉在圆桌论坛的发言中分析,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国际化的企业将获得三方面新机遇,一是加速了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步伐,这些链条包括物流、研发、品牌、制造等环节;二是倒逼企业进行结构升级;三是推动跨境电商尤其是海外线上资源的共建共享, 比如物流、服务以及跨境支付等, 可以借力全球资源或其他社群电商进行合作。

在“一定要掌握核心技术、一定要做高质量好产品”的前提下, 一家本土企业怎样变成一家跨国大型企业?方雪玉也分享了五条经验教训:第一就是要定战略,企业要坚定“海外贸易是整个集团或整个业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样的意识;第二就是因地制宜,做海外市场用户喜欢的产品;第三是不要为了规模而陷入低价竞争的泥潭,要坚持做品牌营销;第四是找准时机并购优质的海外同行企业;第五是集团要严管产品库存和营收账款, 避免呆坏账风险。

在论坛总结环节,赵晋平对参会嘉宾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他认为前述嘉宾的发言主要围绕五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是改革,要解决问题,从根本上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第二个是开放,开放本身也是一种改革,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第三个是创新驱动,现在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只有通过开放、通过联合创新,才可能真正走向技术创新的尖端;第四个是合作共进,只有通过制度性的合作,才可能做到互利共赢,和贸易伙伴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长期合作关系;第五个是治理重建,要通过更加开放的积极姿态去参与全球的治理结构改革, 参与全球的规则重构,防止影响全球化发展的逆流继续干扰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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