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
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经历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也经历了大国博弈不断加剧带来的冲击，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在加速演变。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的经济、贸易、投资，既有短期的冲击，也有长期的影响。最近两年，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很多新变化，呈现出很多新特点。这些变化有些可能是短期的，有些可能反映出趋势性变化。我们要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 把握趋势性变化，其中有几个变化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趋势。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然也对国际贸易产生深刻影响。首先，国际贸易内容的数字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乌拉圭回合签署了《信息技术协定（ITA）》，在多哈回合又达成了扩容协定，自签订第一个ITA、对数字产品实行零关税以来，这些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最快的无疑是信息产品；即便是传统制造产品，从设计、制造到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及其流通、消费，也都深刻地打上了数字化的烙印。服务贸易同样呈现出数字化新特点， 原来有很多无法贸易的服务，现在因为数字化变得可贸易化，数字服务贸易占跨境服务贸易的比例已经超过六成。其次，国际贸易方式的数字化。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成为国际货物贸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新方式。服务贸易数字化也呈现出很多新方式，比如受信息技术推动而快速发展的服务外包快速增长，越来越多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贸易正在深刻影响着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再次，在国际贸易的内容、方式数字化的推动下，国际贸易规则也呈现数字化趋势。针对跨境服务贸易，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出台数字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提出了税收改革的“双支柱”方案，其中一个支柱就是针对数字服务贸易的税收改革方案。一些区域合作安排协定开始制定数字贸易的专章，新加坡、新西兰等国牵头制定了《数字经济伙伴协定》（DEPA），专门制定了数字贸易规则，英国等国家表达了加入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在多边层面，WTO部分成员正在就电子商务协定进行谈判。另外，数据的跨境流动与国际贸易、国际研发密切相关，但数据跨境流动涉及数据安全、消费者隐私保护等， 需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数据的跨境流动呼唤相应的国际规则。无疑，数字贸易规则是未来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重要内容， 呼之欲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总之，在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的数字化是一个主流趋势，它伴随着内容的数字化、方式的数字化、规则的数字化，这其中机遇和挑战会有很多，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第二，国际贸易的绿色化趋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快速推进，已经成为全球共同趋势。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看到绿色发展理念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从它的设计、生产开始就渗透着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需要推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甚至消费方式的转型，其中，能源的绿色低碳化首当其冲。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不再在境外建设煤电项目，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相关的设备、技术、原料的国际贸易也将受到直接影响。交通运输领域也是碳减排的一个重点领域，航运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四成，因此， 国际贸易的海运物流推进低碳化转型，受到高度关注。绿色低碳转型将大大增加对绿色技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推动更多环境产品与环境服务的国际贸易。
绿色贸易的规则也越来越多。当下，大量的绿色规则还是软规则，即仍属于倡议的范畴，也就是倡议生产者要履行社会责任，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但是，这个软规则慢慢会变“硬”的，一些知名企业不履行绿色社会责任，其产品就会被消费者唾弃。沃尔玛这样的大型零售商对生产供应商提出绿色低碳的要求，作为采购其产品的基本要求，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绿色化。对消费者也倡导绿色消费，少买高耗能产品，生活方式尽可能满足绿色低碳的要求，同样会影响到国际贸易。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步伐的加快，有一些强制性的规则已经出台。比如前一段欧洲酝酿出台的“碳边境调节措施”，必将影响到未来的国际贸易规则。始于2001年的WTO环境产品与服务（ESG）谈判虽陷入停滞，但在区域合作平台上仍然在推动。绿色化是一个大趋势，绿色的国际贸易规则也必然会出台，而且会越来越丰富。
绿色低碳转型对国际贸易格局已经产生了影响，过去几十年， 发达经济体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高碳产品的出口国转身为高碳产品的进口国，国际贸易的流向受到影响。未来，不同国家的绿色低碳转型中的表现差异，将继续影响到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
绿色转型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绿色转型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对中国来说，挑战不容忽视，但是，机遇大于挑战。比如新能源汽车，现在中国就走在了前列。我国是新能源汽车最大的生产国、销售国，在电池等关键部件上领先于业界，新能源汽车的国际贸易也突破性地实现了顺差，这和我国传统汽车的国际贸易逆差形成了鲜明对照。新能源汽车就是数字化和绿色化两大转型有机融合的一个产物，它既是绿色转型的产品，也是数字化技术大量应用的产品。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不难看出，未来数字化与绿色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的新赛道，我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如果把握住新赛道的机遇，就可能实现换道超车。
第三，国际贸易的服务化趋势。在全球国际贸易总值中，服务贸易的占比越来越高。在信息技术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服务贸易以高于货物贸易的速度在增长。世界贸易组织（WTO）《2019年全球贸易报告》指出，2005—2017年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到5.4%，快于全球货物贸易4.6%的年均增速。2011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总值年均增长1%，而全球服务贸易总值年均增速则达到3%。相应于此， 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70 年的9%提高至约20%，到2040年， 这一比重预期将进一步提高到三分之一。
制造服务化导致货物贸易也呈现出服务化趋势。货物生产过程中，服务增值的占比呈越来越高的态势。随着产品的不断升级，技术研发、创新、设计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在产品流通过程中，其品牌的价值、服务的价值也会越来越高。
第四，国际贸易的韧性化趋势。国际贸易这几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冲击，这些冲击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是自然灾害。比如，东日本地震导致日本很多高精尖零部件的生产停滞，进而影响全球相关产业链安全运行。第二类是贸易冲突。比如中美贸易摩擦、日本对韩国的贸易制裁等，这些均来源于政策的冲击，也影响着供应链的稳定。第三类是疫病流行。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让全球的制造和贸易均受到巨大冲击，无论是芯片短缺、能源短缺还是集装箱短缺， 都是全球性的，都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国际贸易的安全性挑战，无论是来自于自然灾害、政策冲突，还是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都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各国政府和企业将更加重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多方采取措施，如采购的多元化、产业布局的集群化。
面对国际贸易上述四个趋势性变化，我们必须顺势而为，有针对性地调整开放战略和政策举措，才能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向上有所作为。
第一，着力增强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机遇，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上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优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起国家参与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竞争之中，而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优势相对削弱，因此，我国面临着“两头受挤”的挑战，即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着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压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受到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阻击”。我国要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的新机遇，调整资本与技术型产业的发展战略， 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强引资与引技引智相结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 提高创新能力，增强我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大力推动贸易模式的创新发展，努力开辟国际竞争新赛道，形成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第二，以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为中心，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我国着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全球各国针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和竞争，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营商环境的比拼，因此，要想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仍需久久为功，把改善营商环境的工作持续做下去。另外，要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区（港）先行先试的作用，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第三，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支持中国走上现代化新征程。中国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离不开一个优良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塑造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研究员。本文是根据作者10月15日在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高水平开放与贸易创新高峰论坛上所作主题演讲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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