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悦英
6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下称《纲要》），对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科普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事业进行战略布局。
《纲要》提出全民科学素质建设2025年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 要求在“十四五”时期，分别针对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人群开展五项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实施科技资源科普化、科普信息化提升、科普基础设施、基层科普能力提升、科学素质国际交流合作等五项重点工程。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的多位科普业内人士及相关专家学者表示，《纲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事业正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目标任务明确，机遇挑战并存，未来值得期待。
《纲要》发布，引领新局
资料显示，1992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0.2%；2015 年为6.2%。2021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第11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称，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56%。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数字。一般而言，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0%，是一个创新型国家科技人力资源所具备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纲要》提出新目标：到2025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5%；到2035年，这一比例达到25%。
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之一，在变化的数字背后，是我国科普与科学素质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全民科学素质内涵不断丰富的历程。
资料显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1999年提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2002年6月《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施行；2006年2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 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在专门法及相关政策文件的持续有力推动下，我国科普事业不断发展，全民科学素质逐步提升。
《纲要》指出，科学素质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新征程。面向世界科技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科学素质建设担当更加重要的使命。
在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科学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田松看来，在新发展阶段，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核心，进一步促进公众对科学事业的理解，打破科学事业与公众之间的藩篱，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伪科学、科学前沿进展和基本科学知识等方面使公众对科学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至关重要。他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是国家科技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公众个体而言，科学素质提升的过程亦是自我判断和决策能力提升的过程，个人科学素质到达一定水准后，在做某些重要决定时，将不需要完全依赖所谓科学权威或技术专家的判断。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亦强调，与以往不同，在新发展阶段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过程中，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思想的树立、科学方法的掌握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他还表示，《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实施五项提升行动和五项重点工程，目标任务十分明确。以此为主要着力点，将推动我国的科普事业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开启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这是科普事业的时代机遇，科普事业的发展必将彰显更大的价值引领作用。”他说。
明确抓手，弥补短板
《纲要》要求，在“十四五” 时期，分别针对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人群开展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在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郭耕看来，这一要求通过明确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科普的重点受众人群，为之量身定制“科普菜单”，将有效弥补以往科普受众范围相对狭窄的短板，从而切实提升全民整体科学素质。
郭耕专业从事自然保护科普教育工作20多年，每年随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在全国多个地区进行主题讲座100多场，目前已出版科普著述20余种，并于1999年和2020年两度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共同评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他向《中国发展观察》介绍，近年来，邀请他前往开展科普讲座的以各地城乡小学和城市社区为主，听众群体则以小学生和退休老人（即“一老一小”）为主。郭耕认为，“一老一小”之所以能够积极参与科普，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相对而言没有繁重的课业压力或工作压力。
然而，比“一老一小”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民、产业工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科学素质的提升对于全民科学素质的水准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何有效针对这些群体开展科普，是一项需要直面的挑战。
郭耕在科普工作中发现，这些群体在其所从事的专业之外，对具有普遍价值的科学知识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比如医疗健康、食品安全、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科学知识），但其周边的科普资源通常有限。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某些领域的资深从业者甚至权威人士开始“跨界”做科普，线上科普资源得以大量扩充。科技部2020年12月发布的2019年度全国科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新媒体科普传播增长迅速，以多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技术为支撑的科普传播更加广泛。根据最新数据，全国已建设科普网站2818个，比2018年增加4.84%；创办科普类微博4834个，比2018年增长72.09%；创办科普类微信公众号9612个，比2018年增长36.01%。
由于这些科普资源可通过PC 端、手机端等渠道轻松获取，为部分处于劳动年龄且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人群创造了客观条件，一些受众开始自动自觉地利用这些资源进行“自我科普”，不仅从消息源处获得知识，也包括质疑与讨论。
“这种现象，正体现了新发展阶段科学传播的双向互动和内容形式的多元化。”田松认为。
《纲要》指出，目前存在科学素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普有效供给不足、基层基础薄弱等问题与不足。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主任赵洪涛对此感触颇深。对于如何缩小不同地区间科普资源差距，帮助基层提升科普效能，该馆近年来做出积极探索，广泛收获社会效益。
据赵洪涛向《中国发展观察》介绍，自然类博物馆目前我国仅有少数几个大中城市拥有，整体看来，全国范围内虽然名为“自然博物馆”的场馆不多，但能够承担科普教育职能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并不算少。尽管如此，这类博物馆在我国博物馆系统中仍然占比较低。2011年以来，为了帮助缓解部分地区科普资源紧缺的状况，北京自然博物馆推出了“博物馆进老少边穷地区计划”。其中该馆自主研发、设计、制作的流动科普活动平台“中生代王者归来流动科普车”以恐龙知识为活动主题，采用车内互动展项与车外展示、动手操作项目相结合的方式，配合专家专题讲解与球幕电影放映，以多样化手段开展科普教育活动。2014年以来，这辆流动科普车驶入北京所有郊区县及11个省（市、自治区），将国家一级博物馆的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到207所中小学校，惠及学生逾 21.6 万名。
在多次带队奔赴基层开展中小学科普活动的经历中，赵洪涛感受到，一些地区科学素质相对偏低的原因不仅是科普耗材、科普教师等硬件缺乏，更重要的是开展科普活动的意识不足。与之对比鲜明的是，科普资源薄弱地区的中小学生往往对科普活动充满好奇与热情， “能够通过科普活动在他们心中播下一颗科学的种子，是科普工作者最大的欣慰。”他说。
科普与创新同样重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科普事业，其核心内容应当是怎样的？田松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应当努力实现科普事业从“面向工业文明的科普”向“面向生态文明的科普”的转型，二者之不同在于，前者以数理科学为核心、为主体，后者则重视生态学和博物学。他说，后者更能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
对于科普事业的未来发展， 田松还提到，科普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势在必行。大众传媒是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最佳结合点，将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力量。大众传媒本身是大众传播的既有渠道，也自然会成为科学传播的渠道。而科学传播即使专门设立自己的传播机构，也必须使之成为大众传媒，才能持续运行。在大众传媒的网络化时代，科学传播也必然出现新的形态。
重视人才，多方保障
科普事业有效推进，科普人才是中枢。在《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过程中，多位受访者都提到科普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并谈及现阶段优秀科普人才的稀缺。
据了解，北京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部目前有科普讲解教师8位，科普讲解志愿者70多位，基于展品展厅的科普场馆主题讲解依靠他们来完成。但在现阶段，这一讲解队伍规模已难满足参观群体的需求。
来自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的三位研究者在他们于2020年4月联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亦提出观点称，中国科普人才队伍的总量与结构仍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科普人才管理的体制机制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
郭耕认为，优秀科普专业人才的稀缺其来有自。长期以来，科普（科学传播）在我国并非一个独立的专业，也不属于计划内的学校教育，更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专职从事科普工作成为相对小众的职业选择。他说，包括他在内，绝大多数的科普工作者都经历了从其他行业转型而来的职业历程。而在转型中，还需要通过履职能力、创新精神与科普情怀等多重考验，才能够最终锻造为优秀的科普专业人才。
王大鹏提到，科研人员是科普的“发球员”，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所属领域游刃有余， 与专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但是他也观察到，这一群体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大多不高。他认为，这既与制度设计有关，也与科研评价、激励机制有关。
针对科普人才相关问题，《纲要》专门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加强专职科普队伍建设。大力发展科普场馆、科普基地、科技出版、新媒体科普、科普研究等领域专职科普人才队伍。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设立科普岗位。建立高校科普人才培养联盟，加大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力度，推动设立科普专业。
为了激励科普人才，《纲要》还要求完善法规政策。完善科普法律法规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制修订科普条例，制定科普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办法，开展评定工作，将科普人才列入各级各类人才奖励和资助计划。
据了解，一些城市已经展开积极探索，走在全国前列，极大鼓舞了科普人才队伍的士气。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北京市评定出全国首批科学传播专业高级职称，其中研究馆员15人（正高级职称）， 副研究馆员60人（副高级职称）。此外，从2020年起，天津市将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价正式纳入职称评审体系，与北京市采取同一评价标准，评价结果京津冀互认。
在王大鹏看来，某种程度上， 科普人才队伍决定了科普水平，科普水平则决定了国民科学素养水平，甚至还决定着国家创新能力。对于社会整体来说，科学更是已经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纲要》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实现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高质量发展，如何把握机遇，补齐短板，达成全民科学素质的新目标，需要在《纲要》的战略指引下，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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