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桐
“熟人社会”一词是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如果说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那么传统的城市社区则可被看作是基于地缘、业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住房商品化的实行、流动社会的到来，城市社区逐步由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等传统熟人社区形态向陌生人社区转变。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空间、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并日益呈现出成员复杂化、利益分散化、结构扁平化、关系原子化、观念多元化、流动快速化等方面特征。
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城市社区成员间的异质性、陌生感、疏离感有所增强，日常交往的频度、深度、广度有所减弱，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较为有限，社区内部的一些矛盾纠纷更为突出，社区共同体的规范、文化、认同更难形成，社区邻里间总感觉缺少了一些熟悉、信任和温度。
《论语》有云“里仁为美”。从古至今，在多数人心目中，都有关于“互信互敬、互助互爱、互惠互利”的亲善邻里关系的美好想象。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身处其中的社区，不仅仅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一蔬一饭的居住共同体， 还可以是责任共担、风险共御、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就显得尤为必要。
城市“新熟人社区”新在哪里
总的来说，城市新熟人社区的“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社区生活的维度看，城市新熟人社区产生于新时代、新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因此应该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对于安全、健康、便捷、绿色、智能、和谐的社区生活的新需求和新向往；从邻里关系的维度看，城市新熟人社区反思并摒弃了传统熟人社会中为外界诟病的“ 庇护和依附”“ 人治和后门”，同时继承并强化了传统邻里间的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和信任真诚；从价值观念的维度看，城市新熟人社区中的成员应当共同践行法治、契约、平等、尊重、尽责、包容、共享等现代价值理念；从秩序规则的维度看， 由于陌生人社区内部的结构更加扁平，因而需要借由基层协商民主等形式，内生出为社区成员共同认可并认真遵循的规则体系；从治理结构的维度看，城市新熟人社区内部的多元主体间，应该能够形成互促互利、协同联动、和谐共生的治理格局；从行动参与的维度看，城市新熟人社区的居民应该更加关心社区公共议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遵守社区共同规则、协力解决社区问题、增加社区共同福祉；从情感意识的维度看，城市新熟人社区中应该流淌着更加充沛的踏实感、温暖感、依恋感，更加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 进而形成一种“紧密又松散，熟悉又有边界”的城市社区生活共同体。
构建城市“ 新熟人社区”的切入点
第一， 紧密围绕几个“ 公共”。事实上，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离不开几个重要的“公共” 议题。（1）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即满足社区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并不断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品质；（2）公共秩序的建构和管理，即生成有一定约束力的、为社区成员共同认可并遵照执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体系；（3）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事实上， 不同的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方式，将在社区内部发展出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四是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即通过社区营造等方式，引导社区成员共同设定愿景、共同行动参与、共同维护利益、共同承担责任。
第二，努力实现多治合一。在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的过程中， 要通过优化治理结构、拓展治理主体、理顺治理关系、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效能，逐步构建出政治引领、法治保障、自治强基、共治提效、德治教化、智治增能的多治合一的现代治理体系，进而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第三，着重把握若干关键。（1）党建引领是关键准则。因为同行政力量相比，党在统领全局、协调各方方面更具优势，尤其是在应对体制改革问题、方向把控问题、历史遗留问题，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协调问题时， 常常表现出更大的优势。（2）老人和孩子是关键人群。老人和孩子背后往往关联着一个个鲜活的家庭，而养老和育儿又是多数家庭的两大关键议题。围绕老人和孩子开展的社区活动，背后涉及医疗、照护、教育、健康、体育、文化、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内容，可以更加有效地撬动社区参与。因而， 城市新熟人社区应该是老人和儿童友好型社区。（3）物业服务是关键利益问题。因为对于城市家庭来说，住房往往是最具价值的家庭资产或是最为重要的生活议题。因而，如何进一步提升社区物业服务水平将是推动房产保值增值、减少社区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
第四，积极推动社区赋能。社区赋能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比如空间赋能、资源赋能、媒介赋能、技术赋能等。共建社区花园是空间赋能的常见案例。以往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绿地的养护情况往往不了解、不参与、不满意，通过邀请社区居民共建社区花园，有助于推动社区空间肌理和社会肌理的同步更新。社区基金/资金是资源赋能的有益尝试。通过设立此类基金/资金，让居民自己决定这些钱的用途和用法， 有助于推动居民的社区参与。社区报和融媒体矩阵是增进社区沟通交流和型塑社区文化的重要媒介，通过发展全媒体，可以高效联通更多社区居民。信息技术和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等则可被看作是城市新熟人社区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
第五， 培育积极的社区主体。城市社区中的居民以往常常被看作是被动单一的消费者和服务接受者， 他们消费房产， 消费空间，也消费服务。然而实际上，社区中的每一名成员还可以被看作是主动积极的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他们可以通过发挥各自所长，成为更加积极的“产消者” ， 进而共同生产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社区志愿服务乃至社区共同体， 为城市新熟人社区的建构注入更加充沛的能量。
城市“新熟人社区”建构过程中的一些反思
第一，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的过程其实也是构建“韧性社会”的过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类媒体中经常会提及“韧性社区”这一概念。那么社区的韧性究竟从何而来呢？毋庸置疑的是，积极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市场的商业服务能力、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等，都有助于增强城乡社区韧性。但仅有这些尚不完备充足。在此过程中， 还可以通过城市新熟人社区的构建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更新社会肌理，推动社会信任的累积，培育积极的社会心态，提升社会自身抵御外部风险和加速自我修复的能力，进而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整体上提升社会韧性，助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时刻关照社区日常的本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治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更多体现的是行政的视角、关切和话语。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生活才是社区日常的本真。因而，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活的环境要安全、服务要便利、冲突要减少、福祉要累积，之后才是公益、才是认同、才是治理、才是对于共同体的诉求。换言之，共建共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共享。这也提醒我们在构建城市“新熟人社区”的过程中，要时刻铭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理念，努力建设更加“生活本位” 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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