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书秦 李明艳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中的偏高水平。从当前的统计口径来看，农业对经济的直接贡献明显下降，在人均1万多美元的增加值中农业贡献710美元，占比约7.1%。同时，农业对财政投入的依赖越发明显，2019年全国农林水公共预算投入达22420亿元，相当于农业创造的增加值的近1/3。在新的形势下，农业还重要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又如何引领农业发展方向？
农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个理论回顾
农业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发展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产出的占比和农村人口将显著下降，工业和城市将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因此，推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普遍的政策取向。然而，荷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值虽然较低，但其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对全球出口的贡献非常高。相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力却不足，饥饿和贫困长期制约经济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通过对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产生了多种不同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以舒尔茨为代表， 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他强调农业本身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并不存在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劳动力过剩的桎梏。通过对农业和农民进行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让农民学会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农业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第二种理论观点以刘易斯等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为代表。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不进行劳动力的转移， 土地和人口的矛盾使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导致农业缺少生产剩余，无法进行机器设备、教育、研发等提升生产效率的投资活动。因此，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工业化减少农业部门就业， 转移和减少农业劳动力不但不影响农业产出，反而可以让农民在工业中创造更高的产出，让工业部分以低于工业边际产出的工资水平实现资本的积累，最终随着工业的扩张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实现工资和收入以及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第三种理论观点则强调，农业和工业化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关系。例如，梁漱溟认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与此类似，20 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开拓者张培刚指出，农业为工业化提供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 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工业化本质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革新，既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自身的工业化本就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此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高度发展、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学者们超越了舒尔茨从生产要素投入角度讨论的“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提出了后现代农业或者多功能农业的概念，转向生态、环境、文化等农业非生产功能的视角。后现代农业发展观超越了一般经济理论的单一维度发展观，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维度整体思考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动力、方向、目的，一般用来指导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发展 （Wilson，2007；罗必良， 2020）。
农业经济功能的相对下降是一般趋势
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几乎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随之而来的农业经济功能相对下降将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得到反映。舒尔茨和刘易斯关于劳动力转移的分歧关键在于，为什么会发生劳动力转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重要。一方面，农业由于引入机械、改良品种、引进现代技术而使自身的生产效率提高，从而大大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率来看，工业、服务业的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
在国家层面，农业GDP占比越来越低。1 9 5 2 年中国GDP总量为6 7 9 . 1 亿元， 第一产业占比为50.5%；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678.7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为27.7%；2019年中国GDP总量为990865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下降到7.1%。仅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已从“半壁江山”变为“绝对少数”。（见图1）
在农户家庭层面，农业经营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194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4元，2018年增加到14617元，名义增长331.2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40倍。农民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占比越来越低， 1990年农业经营收入占比为75.7%， 工资性收入占比为20.3%；2009年农业经营收入占比为49.0%，首次降到50%以下；2015年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0.3%，首次超过农业经营收入。到2018年，农业经营性收入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7%，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见图2）
此外，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2019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2.64。与之对应的是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1952 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 2 . 4 6 ％ ，到2 0 1 9 年中国城镇化率上升到60.6%，未来还将有更多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见图3）
综上，无论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是对农户家庭的收入贡献来讲，农业的经济功能都在弱化， 从城镇化发展趋势和国际经验来看，还存在进一步弱化的空间。例如，农业最发达的美国和荷兰均是在1978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 当年其农业GDP占比分别为1.33% 和3.53%，到2018年进一步下降到0.9%和1.63%；又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分别在1981年和1994年超过1万美元，其时农业GDP占比分别为1.94%和5.66%， 到2 0 1 7 年分别下降至1 . 1 9 % 和1.96%。
农业经济功能相对下降的背后是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
实际上，农业GDP总量和农民收入绝对数都在增加，其经济地位是伴随着整体经济的上升呈现出相对下降的趋势，农业GDP占比从50%到7%的背后是农业生产能力的大大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这也是未来农业向绿色转型的基础。
农业的良性发展是支撑人口增长的基础条件，1949年全国人口为5.4亿，2019年全国人口为14 亿。在静态环境下，人口的倍数增长，将带来对农产品需求的等倍需求；但在动态环境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需求也将升级，例如过去人们主要是对主粮的需求，后来对肉蛋奶的需求越来越多，对以卡路里计的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将远高于人口的增长水平。1978年中国居民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热量为2080千卡、蛋白质51.44克、脂肪28.27克；2013年分别为4307千卡、105.93克、120.55克（数据来源：FAOSTAT，2014年后统计口径有调整，因此用同口径的2013年作比较），均是超倍数增长。1949年全国粮食生产总量是11318.4万吨， 2019年是66384万吨（见图4）；肉蛋奶产量分别是7649万吨、3309万吨、3201万吨，分别是1982年的5.7倍、11.8倍和19.8倍。同样，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不仅满足于保暖，越来越趋向时尚和多样化。
此外，农业GDP占比较低还有技术上的原因，计入第一产业统计的主要是初级产品价值，农产品加工、农业服务业没有统计在农业部门。
农业的多功能性将愈发突出
随着农业经济功能的相对下降， 农业的其他功能将日益凸显。一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性社会功能。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讲，农业作为保障十几亿人吃饭穿衣的基础性地位长期不会动摇，并且随着其经济比重的下降，这种基础地位将越来越被视作一种公共物品而得到政府、公众的强调和重视。二是农业所传承的文化功能。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农业承载了许多传统文化元素，中国有15项重要农业生态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括：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福建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中国南方稻作梯田、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在我国的广袤乡村，还散落着各种传承已久的习俗、知识，乃至制度，这些可能是“乡愁”的最重要来源。三是休闲娱乐功能。乡村已经成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载体，成为休闲旅游的目的地。2 0 1 9 年，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2 亿。四是生态环境功能，全国绝大部分国土、流域、森林、草地等都在农村地区，农村天然地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集中地，也是国家的生态屏障。生态环境功能是其他所有功能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粮食持续产出能力、保持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吸引游客来访的根本。
可以说，农业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生产的所有基础能量的来源，也正在成为集文化、休闲、康养于一体的综合体。然而，农业作用这么大，产值却那么低， 价值和价格之间的鸿沟就是农业的正外部性，有的已经逐步转化为市场收益，例如2019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收入超过8500 亿元，但大量仍未通过市场反映出来。
“ 后1万美元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农业发展
未来我们将面对现实是：越来越少的人为越来越多的人生产食物，并且人们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高，且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在当前新冠疫情的映照下，各国对农产品的贸易限制可能更多。所以在人均1万美元的台阶上，不是要讨论农业重不重要，而是要思考如何让农业可持续地生产出更多、优质的农产品，并对农业的正外部性提供足够的激励。
第一，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农业发展。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在重大全球性灾害、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冲击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尤为重要，如果不能实现充分自给， 将成为真正的“卡脖子”问题， “独善其身”比“优胜劣汰”更重要（张露，罗必良，202 0）。因此要在超越经济的层面看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问题， 粮食安全跟国防安全一样，保供给就是保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 保障口粮的绝对安全，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第二，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要加强而不是减弱。要清醒地认识到， 城市、国家、全社会比农民更需要农业。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将越来越少，农民收入对农业的依赖越来越低，而全社会的农产品需求却是越来越大，农业的公共性功能愈发凸显。面对“谁来养活中国人” 的质疑，答案永远是中国人养活中国人，进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对待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要树立“宁可多点，不可不够”的观念，还要以“产品—服务—功能”三位一体的眼光来重新衡量农业的价值。因此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能减弱， 更要加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农林水支出为22420亿元，占农业GDP的31.8%，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为高，2017年美国的农业支持资金占其农业GDP 的45.1%，欧盟为37.3%，日本为79.5%，韩国为79.6%。
第三，农业的支持保护要转向更加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人们往往通过攫取环境红利去换取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就应该还生态欠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粮食安全， 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实现眼前的粮食产量稳定，又要形成新的竞争力，注重可持续性，增强政策精准性。当前，我国农业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生产水平，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力，保护耕地是最有效的囤粮手段，保护山水林田湖草就是积攒鱼虾蟹肉蛋奶。因此，未来农业支持保护资金和技术要更多投入到土壤改良、节水节肥节药、秸秆粪便等副产物利用等领域。
第四，农业自身要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的农业一定是绿色的现代化农业。在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将产生三方面红利： 一是由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投入品减量和作物秸秆、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带来的减排红利；二是产品质量提升带来的产品红利；三是产地环境改善带来的生态红利。要在农业领域着力探索外部性内部化机制，通过生态补偿、优质农产品认证和市场监管、农业产业链延伸等手段将以上“红利”变成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 实现“ 绿水青山” 和“ 金山银山” 的转换。[ 本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编号：2016YFD0201304、2017YFE013300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态补偿与乡村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研究”（编号18ZD048）、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路径和制度体系”的资助。作者感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生胡浚哲、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唐佳丽为本文搜集国内外数据作出的贡献，文责自负]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