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在中国社会秩序的背后，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超稳定结构”支撑着，它建立在一整套治国思想和治国制度的基础之上，体现着中国古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智慧。
家国天下
“治”，本是一条古水的名字， 它出自泰山，后引申为从水的初始处、细小处开始，进一步引申为对河流整修、疏导；“理”，本义是物质的组织纹路，引申为将山上挖来的璞石加工成美玉，使之成器，进一步引申为整理、整治。战国时，“治”与“理”开始合为一词并用于国家管理层面。如荀子说“明分职，序事业， 材技官能，莫不治理”，韩非说“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
“治理”用于国家层面，一般指按照某种规则、制度对国家进行管理和改造，也就是从国家层面操作公共权力，通过管理社会事项来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也开展了丰富的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
提到治理国家，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考证，这句话最早出自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一书，虽有些夸张，但它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儒家的国家治理思想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国” 与“家”密切关联。《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思想，具体内容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里，儒家构建出一个由“家”到“国”的基本框架，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儒家治国思想中，“家”与“国”始终是一体的。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意思是天下的基础是国，国的基础是家，家的基础是个人。荀子也说“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认为君臣的关系与父子、兄弟关系并无二致。在儒家看来，国家由家庭、个人所组成， “国”是一个放大的“家”，只有家和才能国兴。在家庭层面儒家强调忠亲孝悌，这些理念被直接引入国家治理中。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 故治可移于官”，他认为君子对父母能尽孝道，就能将对父母的孝心移作对君王的忠心；事奉兄长知道服从，就能将对兄长的服从移作对长官的顺从；管理家政有条有理，就能将理家的经验移作处理公务。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人视家事即国事，在家中养成美好的品行道德，在外也必然会有美好的名声，美好的名声将流传百世，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所以中国人自古就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倡行“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当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往往会选择后者，以舍家报国、精忠报国为荣，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夯实了国家的根基。
“家国天下”的治国思想也有另一层内涵，那就是要求执政者要充分重视个体、家庭的利益。《尚书》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贾谊在《新书·大政》中强调“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认为“夫民者， 万世之本也，不可欺”。中国古代的治政者深知，要实现“国泰”必须“民安”，必须以民生为念，必须以政惠民，所以在推行重大政策时通常都要考虑保民、富民、利民、恤民的原则，以使基业常青。
郡县安国
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主导， 从疆域范围上看，几大更适合农业耕种的平原成为人口聚居区，以这些平原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了疆域的基本轮廓。由于早期人口不多，社会组织形式基本以“城市型”为主， 城与城之间通常还有着广阔的无人地带。在“城市型”社会治理中，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制度更容易得到实施，于是“分封制”成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后来人口逐渐增加，社会基本形态向“城邦型”演化，城、乡、村结合形成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区域性“大国”逐渐崛起，所管辖的面积更大，人口流动和人口阶层变动也不断增加，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考验。
“分封制”的特点是“划疆分治”，这种治理模式不利于各地区间资源和优势的互补，对内不利于调动各阶层活力，对外不利于形成整体合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这种模式显得越来越落后。战国时期的秦国推行综合性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壮大，通过对外兼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秦国意识到传统分封制作为国家治理手段已经落后，于是在新获得的地区改设郡县，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领导”，这一措施带来了国家治理制度的新变革，“郡县制”由此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一直沿用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郡县制作为国家的一种治理制度，其内容非常丰富，决不是在地方上设置一些郡和县那么简单。在郡县制下，国家从行政上管理郡，郡管理县，郡县的长官由国家任命。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些官员不能世袭，而由国家“择优选拔”，从而形成了一个技术型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力量，较之以往的世袭贵族具有很大的先进性。由于农业经济所涉及的领域并不复杂，所以中央层面设置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即可管理国家，使行政资源实现最大化节约。在对百姓的管理上， 郡县制下还有“编户齐民”制度，尽管各朝代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核心是共通的，那就是使人与社会、人与土地紧密联接在一起，形成“人不动、户不动、地不动”的基本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固然有僵硬的一面， 但对以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却是适合的，它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社会与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郡县制以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有效协调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保证了中央集权，对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史记》说“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 天下无不治”。郡县制成型于秦汉， 隋唐时改郡为州，宋元时在州以上增设路，明清时郡级行政单位多称府、府以上增设行省……管理形式虽不断变化，但郡县制的核心没有变。郡县制盛行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随着郡县制的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的能力随之增强，困扰许多封建王朝的地方割据问题也就慢慢消失了。
以礼治国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政权延伸至县以下，县下设乡，乡下还设有里、什、伍等组织。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县下设乡的规则是：“凡县户五百以上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秦汉时期乡的负责人称“有秩”或“啬夫”，管理一乡；里的负责人称“里魁”，管理百户左右；下面还有“什主”“伍主”，分别管理十户、五户，他们的职责是“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后来人口和郡县数目都不断增加，如果按照这样的治理思路继续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无疑会空前庞大，如何更有效、更节约地解决基层治理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礼治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乐记·乐论》认为“礼者， 天地之序也”，《左传》认为“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说文解字》解释“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早在西周之前礼制就形成了，体现为一些固定的仪式、程序和规范，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具有一定权威性。严格来说，“法”其实产生于“礼”， “礼”中的一部分规范升级为强制性约束便成为“法”。具体而言，在夏商周时期“礼”与“法”还融为一体，“法”存于“礼”中；到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当时的一些治国理论强调了“法”的优先性和重要性，主张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法”无法完全替代“礼”，社会生活是异常丰富的，大量的社会行为无法写入法条， 所以汉代董仲舒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在董仲舒看来，“德”不仅不能被“刑”所取代，而且“德”是“阳”，“刑”是“阴”，“德”处于先导位置。随着儒家理论被逐步确定为治国的核心思想，各代统治者们都更加重视德治、礼治的作用，通过其教化作用在潜移默化间对法治进行有力补充。清代淩廷堪在《复礼》中对礼治的作用有如下总结：“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其秀者有所凭而入于善，顽者有所检束而不敢为恶。”
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在国家治理层面，实现了相互包含和交叉重合的综合治理模式，不仅消除了治理上的空白点，而且那些“礼”和“法”都加以强调的地方往往就是国家治理的难点与重点，使得国家治理的目标更加突出，基础更加坚实。
秦汉以后礼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尤其在基层治理中，礼治发挥了其对社会个体、宗族巨大的渗透和影响作用，通过一系列道德构建和宗法整合，使基层社会实现了“自治”， 国家的行政管理资源在县以下逐渐淡化甚至退出，出现了“皇权不下县”的局面；而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的安全性、稳定性却没有因此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