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1993年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以改革推进年载入中国史册……
近日，《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特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回顾“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发展历程。1988年以来，林兆木同志参与党中央、国务院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至十九大报告、13次中央全会文件和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1994年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等，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
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发展观察：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此次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林兆木：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随着东欧国家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开始走向多极化，为我国加入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乏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我国能否抓住机遇，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在这样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18日至2 月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推进改革开放问题，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对改革开放的责难，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到1984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后来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虽然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 但尚未从根本上摆脱把计划和市场当作社会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这就彻底摘掉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史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党全国带来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了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对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的精神，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根据您了解的情况谈谈对《决定》内容和意义的认识。
林兆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和总体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决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也借鉴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回答了改革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许多新的突破，思想性和指导性都很强，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93年10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座谈会，征求大家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座谈会首先由中共中央《决定》起草组组长温家宝同志就《决定》起草工作做了说明。与会的15位经济学家在发言中，一致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决定》（征求意见稿）的指导思想、基本框架和改革举措，并分别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起草过程中已经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建议，这充分反映了这次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集中了全党和全国各个方面的集体智慧。
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发展观察：1994年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改革？
林兆木：1994年以改革推进年载入中国史册。党的十四届三中《决定》的起草工作，实际上是和党中央、国务院推进改革的重大决策同步进行的。《决定》所规定的改革措施，有不少是对已经酝酿成熟的改革方案的确认。因此，进入1994年，财税、金融、外汇、外贸、投资、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分税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汇率并轨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住房制度、农村、科技、教育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改革也取得新的进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 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
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 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加强中央银行的职能，实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分开，实现两种汇率并轨，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 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以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为方向，将外贸进口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逐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这为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准备了条件。
投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按照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和各类建设项目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不同的投资方式，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投资融资领域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计划体制改革，主要是进一步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指导性计划为主，突出国家计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把重点放在中长期计划上，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的作用。
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调高粮食、棉花、石油、煤炭等基础产品价格，进一步理顺比价关系， 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由“双轨制” 并轨为单一的市场价格，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价格调控体系。
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选择1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从1994年底开始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要求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企业改组、技术改造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后，全国各地先后选定2700 多家国有企业参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与此同时，国务院选择18 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企业办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突破。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主要是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住房商品化，同时建立公积金制度。
对外开放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由沿海扩展到沿边、沿江、沿主要铁路线和内陆省会城市，经济特区继续发挥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上海浦东开放开发取得很大进展；对外开放的领域由一般加工业扩展到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外商直接投资由中小企业扩展到大企业，基本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开放格局。
改革开放推进步伐加快，有力地促进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全国呈现改革开放促进发展的蓬勃景象。
“八五”计划的制定和调整
中国发展观察：您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简称中央《建议》）的起草工作，请介绍一下“八五”计划制定的历史背景和特点。
林兆木：由于改革开放头十年的努力，到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实现比1980年翻一番，到20世纪末实现第二个翻番是有把握的。治理整顿和“七五”计划的完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当时也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国际上，东欧国家剧变，国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国内经济正处在治理整顿的调整期，加上受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制裁”的影响，经济增速降到多年来未有过的4.1%（1989 年）和3.8%（1990年），再次面临暂时经济困难。“八五”计划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制定的。1990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着手“八五”计划研究制定工作。这次制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有以下特点：
一是把十年规划和五年计划结合起来。主要考虑是：根据第二步战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的要求，从十年考虑五年；同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是有连续性的， 需要有比较长时间的考虑；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科技攻关课题，以及人才培养等，根据十年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和奋斗目标来确定五年计划，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
二是先研究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的基本思路，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从大的方面把建设和改革的方向、方针、政策确定下来，与此同时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三是在中央《建议》起草过程中，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全国各方面的意见。1990年7月4日至1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勤政殿会议室主持召开了8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分别请经济部门老同志，经济学家，北京、天津部分企业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就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听取意见和进行讨论。随后，中央提出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基本思路经过了三轮会议的讨论。
第一轮：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同志于8月14日上午、下午和15日上午，在国务院会议室召开大计划委员会3次会议听取汇报并进行讨论。
第二轮：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于8月21日上午、下午和8月22日上午、下午在国务院会议室主持召开4 次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听取汇报并进行审议。
第三轮：党中央、国务院于9月13日至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听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对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基本思路的意见并进行讨论。
这些会议的讨论和会前一年大量的前期研究，既是对“七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经验和问题的全面总结，又是对未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发展条件的深入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反复讨论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草案）。1990年12 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建议》。1991年3月，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制定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经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发展观察：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对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目标作了什么调整？
林兆木：由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时我国经济正处于低谷，因此提出十年保持6%左右的中速增长的目标。当时，邓小平同志对制定出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十年规划和五年计划表示完全赞成，同时对发展速度也存有疑虑。早在1990年3月，他就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年增6%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要最终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深刻阐述了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重大决策，并对我国在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作出调整，从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至9%，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调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2.3%；“九五”期间年均增长8.6%，10年年均增速超过8%—9%的目标。
经济发展加速和“ 软着陆”
中国发展观察：1993年加快发展后产生了通货膨胀，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哪些措施？
林兆木：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方针指导下，1993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GDP 在1991年增长9.2%、1992年增长14.2%的基础上又比上年增长14%。一些重要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继续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4565亿公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重点工程建设加速，京九、南昆等重要铁路干线建设进展顺利， 高等级公路和重点港口建设加快。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9.5%，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城乡居民存款总额比上年增长29%。
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片面追求高速度，同时由于旧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调控机制尚未健全，以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1993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1%； 银行对工资和个人其他现金支出增长36.7%，导致货币投放过量。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炒股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现象，金融秩序混乱；财政困难加剧，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呈加速之势，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在1992年比上年上涨5.4%的基础上，1993年3月达到10.3%，以后一直在两位数上逐月攀升，1994年10月最高达到25.2%。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4日印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主要是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
1993年7月上旬和下旬，国务院相继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约法三章”。金融系统的“约法三章”， 即，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己违章拆借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 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财税部门的“约法三章”是： 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向银行挂账；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
这次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着重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中找出路。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有效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62% 降为1996年的14.8%；金融秩序好转，信贷规模总量得到控制；物价逐渐放开，涨幅明显回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从1994年10月25.2％的最高涨幅，降到1996年的6.1%。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高速度。1996年回落到10%，1993年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只有一两个百分点。这次宏观调控，成功实现了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这也为1997年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基础。
中国发展观察：“八五”期间重大工程建设取得哪些重大进展？
林兆木：“八五”期间重大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就。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并授权国务院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1994年12月14 日，国务院正式宣布三峡工程动工兴建。“八五”期间，黄河小浪底和北江飞来峡水利枢纽相继开工建设；建成了黄淮海平原灌溉等一批水利工程。能源、交通、通信建设步伐加快，生产能力提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有所缓解。“八五”期间，发电装机总容量新增7500万千瓦，年均增长9%，1995 年达到21000万千瓦。新增铁路营业里程3000公里，复线3848公里，电气化2973公里。建成纵贯南北九省市的京九铁路，以及宝中、集通新线和兰新复线，增强了铁路干网运输能力。新建和改造公路92000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8000公里。新建和改建沿海港口中级以上泊位170个，增加吞吐能力13800万吨。新建和改造了一批机场，客机座位增长1.4倍。铺设长途光缆干线10万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新增5895万门，年均增长42%。汽车、电子、石化等产业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形成了具有经济规模的年产15万辆轿车、45万吨乙烯、300万台彩电的生产基地。
中国发展观察：1994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它的背景、目标和主要措施是什么？完成情况怎么样？
林兆木：经过连续多年的艰苦努力，到上世纪90年代全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已经明显缓解，没有完全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8000万人。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对象、期限、措施的全国扶贫开发行动纲领，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这8000万贫困人口只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8.87%，但是由于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区， 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因而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这个计划要求到20世纪末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减少返贫人口； 绝大多数贫困乡用上电；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防治和减少地方病，预防残疾。为确保扶贫攻坚计划的实现，国家增加用于扶贫的各项财政、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专项建设资金；各级地方政府也要逐年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同时采取信贷、财税优惠政策和经济开发优惠政策。
经过多方努力，到2000年底，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执行期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5%；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2%； 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8%。解决了一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到2000年底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和67.7%。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318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大多数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得到改造或重新建设， 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缓解。
中国发展观察：“八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哪些重大成就？
林兆木：由于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到1995年，“八五”计划提出的主要指标已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八五”期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1995年达到61130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3%。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2.2%，产品结构调整加快。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1倍以上。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70%，投资结构有所改善。1995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736亿美元。城乡人民生活在80年代基本解决温饱基础上继续改善。扣除物价因素，“八五”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年均增长10.6%。城乡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6.7 平方米增加到7.9平方米。城镇职工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施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八五”期间，农业法和商业银行法相继实施。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八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前期通货膨胀比较严重，五年商品零售价格年均上涨11.4%；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经济秩序还比较混乱；腐败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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