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忆往昔峥嵘岁月。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1 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新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本应在1963-1967年实施，但是由于“二五”时期出现的国民经济失衡，中央决定把1963—1965年作为继续调整、整顿的过渡时期，从1966 年起再实行“三五”计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接受《中国发展观察》专访时表示，1963年之后，毛泽东主席作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由“解决吃穿用”转变到“加强战备”，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基本与“三五”“四五”的时间段相重合， 剧烈动荡使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当然，其间也经历了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领导下的两次经济整顿，经济形势有过短暂好转。
三年调整期：思路转向战备
中国发展观察： 1 9 6 2 年， “二五”计划指标没有如期完成。就要不要马上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陆百甫：中央决定用三年调整期（1963-1965年）解决“吃、穿、用”问题。但是不久我们发现毛主席的思路又有变化：一是“反对修正主义”。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前一时期的“反修斗争”，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了以康生为组长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政治局常委会。二是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这部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三是批苏联的“利润挂帅”，也就是把利润原则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四是在农村中“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提出了四清、四不清问题，这是当时的政治风向。
当时对经济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关键是在1963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开展“三线”建设。当时发现，除了原来的美蒋势力在沿海地区骚扰之外，现在北面的苏联和中国关系全面恶化，我们与印度也打了仗，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帝修反”联合起来围堵中国，于是，毛主席改变主意，提出警惕“修正主义就在身边”，国际忧患意识比较重，又开始强调阶级斗争。
中国发展观察：在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三五”仍然布局了很多项目？
陆百甫：周边的国际环境变化以后，毛主席的忧患意识增加了。中央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作出了围绕准备战争早打、大打的部署，决定在“三五”计划时期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在建立战略大后方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了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之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在陈伯达给毛主席的报告（关于世界电子工业发展趋势的报告）里，毛主席批示计委要转变思想，否则就撤销机构，主席批示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向国家计委高层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是年轻干部，但是我是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又是综合局支部委员，有幸听到了传达精神，参加局长以上干部内部讨论， 我才意识到毛主席的忧患意识，于是向他的思路靠拢，“备战、备荒、为人民”。
当时在中央领导下决定搞“大三线”建设，巩固后方。从1964年开始，我们建立了西南西北三线指挥部，许多大的计划项目，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重大交通建设方面已经向“大三线”布局，主要是四川、贵州、西北。国家计委原来的常务副主任程子华到西南做三线指挥部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安志文到西北做三线指挥部主任。很多重工业、国防工业在四川等地布局， 比如在贵州六盘水建煤炭基地，在四川攀枝花建设攀钢，该地区铁矿丰富，虽然当时攀枝花周围有麻风病情，但攀枝花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
中国发展观察：从1965年开始中国进行了长达15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三线” 这个词是怎么提出来的？
陆百甫：按当时划分，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等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算一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是二线，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俗称为“大三线”， 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完全是战备概念。
“大三线”，从国家全局来看是想搞战略大后方。按毛主席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各省市自己搞了“小三线”，像北京的延庆、怀柔、密云；天津没法搞“小三线”，1973年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划归天津，将来一旦有战争，市委可以撤到安全的地方指挥。“小三线”是以常规武器装备生产为主体，“大三线”是国家建设战略， 包括汽车、钢铁、基础设施，并做新的交通延伸布局。
“小三线”每个省都有，根据情况，有的省还不只一个点，例如，河北“小三线”建的新厂坐落在太行山下的一些山沟里，地形非常隐蔽。实际上，三年调整时期， 除了恢复经济生产，整个经济思路已经改过来了。从1964年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上。从1964年到1965年， 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大约300项。三年调整后期已经开始转向战备为核心。1965年，经过两年多的调整，中央认为已有条件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当时还没有提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是1966年3月份形成的思路。
“三五”：大规模“三线”建设
中国发展观察：回忆上世纪60 年代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的那段历史，您印象最深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如何客观看待“三线”建设的历史功过？对今天的国家经济建设有什么启示?
陆百甫：刚才我介绍了三年调整时毛主席的忧患意识，已经形成了备战思路。可以讲，“三五” 计划是战备计划。“三五”时期围绕“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为主，无论是各部安排项目要国家计委投资，还是各省建“小三线”需要投资，全是为向“大三线”“小三线”转移服务的，产业布局是向“三线”展开的。因此，落实“三五”计划的时候，基础设施主要向西南西北转移，各省也是重点向自己的“小三线”转移，这是“三五”计划的核心。
但“三五”时期不仅仅是上述这样的考虑。当时的情况下也考虑了几个重点，提出许多新命题，比如“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煤炭布局在北方，南方没有。“三五”时期提出在南方发展煤炭基地，包括贵州、湖南、广东要展开布局，向西南、南方转移。南粮北调，过去北方的粮食不够，主要靠湖南、湖北、江西、江浙一带的粮食往北运。这一时期着手解决“北煤南运”“南粮北调”问题。
“三五”计划关注解决平衡问题，北方的粮食生产要发展起来， 水浇地粮食高产，从而加强了农田建设等。当时战备建设中要考虑交通向内陆地区延伸，甚至提出青藏铁路构想，但有很多难题没有解决，推迟了。
还有“南水北调”。1952年10 月30日毛主席视察黄河，在听取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关于引江济黄设想的汇报后说：“南方水多， 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第一次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1959年《长江流域利用规划要点报告》中，提出南水北调总的布局是从长江上、中、下游分别调水。推荐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东线以大运河为界，向天津调水。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引水，远景从长江干流调水。西线工程的研究始于1964年前，但到现在西线还是有争论，没有定局。
长江大坝建设纳入“三线”建设，但当时没有条件，先试点。葛洲坝就是长江高坝建设的实验性堤坝，为后来的三峡工程做准备，包括干部准备、经验积累，也起到一定的防洪作用。但争论还是没有停，80年代发生大争论，出现两派。但当时来讲，意图比较明确，就是为解决长江水患，要建高坝。毛主席提出“高山出平湖”，是有很远见的想法。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70 年12月的三三〇工程指挥部，集团因整体承建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而得名。大坝在湖北，林雄当副总指挥，纳入国家计划里，为大坝建设做准备。
1965年9月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大概半个月以后，突然通知转移到北京饭店。一到那儿才知道，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套起来开，主要议题是1966年年度计划和“三五”计划制定。中央工作会议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于是，那一年计划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我在北京饭店过了两个节，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国庆节，中央才定下调子。应该讲，我们对“三五”时期的考虑，还是比较完整的。“三五”计划制定以后，1966年开始执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有一个现在回头看都非常高远的思想，就是对中国发展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四个现代化”，第一次在正式计划里提到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计划用15年的时间。二是“两个体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两点说明，当时“三五”计划初步构想的时候是非常积极的，有远见的。
现在回头看，如果不像1958年那样折腾，不发生“文化大革命”， 我们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努力建设， 1980年有可能实现当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两个体系建设的雏形。那时候现代化标准和现在的现代化标准不一样，当时的现代化标准无非是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实际上是初步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当时可以实现。因此，客观地讲，“三五”计划的思想是比较好的。
中国发展观察：在国家计委提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的第二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些是如何影响“三五”计划执行的？还有哪些因素导致完成情况不理想？
陆百甫：1966年春天开始“文化大革命”意图形成了。1966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那时候我正在上海出差，知道江青在那儿搞的此事。
1966年5 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决定》和“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1966年前三季度，国家计委、各省市计委贯彻第三个五年计划， 落实各方面工作还比较正常。但是从10月份以后，红卫兵开始串连，“文化大革命”大肆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就整个打乱了。11月份，红卫兵串连以后，不仅学校被占领了，国家机关也被占领了，我们把保险柜集中到一个房间封起来，桌子地板上坐着好多红卫兵，没法正常工作。
从1966年11月开始，国家计委就没正常工作过，很小的一个班子维持工作，各省集中起来搞生产指挥部，非常混乱，生产指标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有些国防建设项目由于是毛主席推进的，像湖北十堰的二汽，攀枝花、六盘水等地的建设，以及其他的铁路建设，还是比较快、比较好。
但整体讲，生产指标各方面由于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处在很不正常的状况下。实际上，“三五”计划被冲垮了。除了国防战备建设能够顺利进行以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所以，从完成指标统计来看，比原来预期的目标差很远，但是战备建设完成得比较好，还是要肯定的。
中国发展观察：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防科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请具体介绍一下当时国防建设方面的情况。
陆百甫：国防建设当中，由于当时指导思想的局限性，提出了三字方针，“散、山、洞”，分散、进山、入洞，这一下子搞坏了。举个例子，像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集团的前身）在湖北十堰，一条山沟绵延50公里，在这里搞个车间、那里搞个车间，当时大家比喻是“羊拉屎”，在一条沟里比较分散。工业本来需要密切的专业化协作，否则效率很低，不仅是生活，维持生产也很难，很多的布局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后期发现这些弊端，就进行调整，相对集中一点。有的进山进洞以后很不好调整，洞很局限，后来从洞里移出来，相对集中起来了。但后遗症还是比较多。
像攀枝花，不能进山，也没进洞，还好一点。后来的进展等于是这些项目重新做了，又集中起来， 部分放弃了，有的还包括学校、宿舍。二汽的铸造一厂、二厂都在十堰，那么，铸造三厂应该选址哪里？ 十堰不行就到襄阳一带建厂，他们认为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因为有些必须有配套的条件才行，不是孤立的。除了攀枝花、六盘水、十堰等有些成体系的，其他“散、山、洞”的基本都放弃了，包括“小三线”的军工厂、电子厂，都拆掉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变成工业和计划当中的后遗症，大概做了七八年、十来年的调整工作，才把这个后遗症逐渐解决掉。
“四五”：严重动荡与两次整顿
中国发展观察：由“解决吃穿用”到“加强战备”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战略转变， 其指导方针影响到“四五”计划。“四五”计划时期的历史背景如何？
陆百甫：1971年到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历史背景，我概括为，“四五”时期是“文革” 重灾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后五年，是中国最为动荡的五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情，对整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影响非常大。
第一，1971年“9·13”林彪叛逃，军队的四人帮“黄吴李邱”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倒台，这是一个影响整个进程的事件。
第二，“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猖狂至极，篡党夺权， 在“四五”时期这五年里最厉害。
第三，国务院各部门大精简， 中央各部委干部基本都到干校锻炼。国务院业务组下面成立了一个计划组，当时人数很少，老国家计委留下了六七个人，“四五”计划就是这个计划组编制的，主要是框架性的内容。
当时国务院业务组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业务组底下有9个组，其中有一个组是计划组，由余秋里负责，管理计划等一些事情。“三五”的时候， 三里河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牌子摘了， 这个计划组代替计委。1972年以后又恢复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人数逐渐增加，就在北京市西黄城根9号院办公。在这个时候，计委900多机关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五七”干校锻炼了，留了六七个人在计划组。
第四，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还没建交，但是中美关系已经建立。中国开始与西方友好往来，中国长期封闭式发展现状逐渐改变，思想解放的苗头开始显现。这是一个开放的背景，通向西方的大门已经打开。
第五，当时，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革委会在军管或者军代表进驻以后，第一把手基本上是军队领导人。也就是说，经济工作指挥权基本掌握在军队干部手里。例如， 一机部部长李水清，曾经是陆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类似情况在许多部委都有，如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部委撤销以后，构架还在那儿，基本上指挥权掌控在军队领导人手里，后来恢复以后，基本上也是由他们来掌控着经济，包括地方上也是军队干部。林彪事件后逐渐改变，但是还没有彻底改变， 一直到四人帮彻底倒台，进行班子调整以后，才慢慢解决。这个状态大概延续了有六七年。
以上五点， 概括地反映出“四五”时期的政治背景。这种政治背景下，“四五”计划怎么执行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奇怪。
中国发展观察：“四五”计划目标主要是什么？执行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陆百甫：“四五”计划是在1970年和1971年之间，由国务院业务组、计划组编制的，是框架性的国民经济计划。但是，原来老计委干部基本上没参与。“四五”计划仍然延续“三五”计划指导思想，以战备为中心的建设方针。1970年3月份，我到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但也了解一些计划工作的动态。
第一，根据我的回忆，“四五” 计划提出来的一些基本目标和任务， 是以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为重点。我们军队的领导正好热衷于这些，正好掌控在那儿，包括地方，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第二，“四五”计划这五年， 各地的“文革”两派纷争十分严重，生产处在严重动荡的状态，交通运输经常瘫痪，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并没有真正落实。所以，这五年经济处在维持最低平衡的状态，而且应急失调的事情时有发生，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之下。这是最明显的特征。
第三，“四五”时期经济长期处在动荡的状态，已经常态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济管理和生产管理政治化、军事化，同时，无政府状态并存，这是一个矛盾，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的状况。当时政府各部门和部分大中企业，以及地方政权已经派驻军代表、军宣队、军管会。有一些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有工人宣传队进驻，他们是“抓革命”的，实际上干涉生产很厉害。
工人宣传队和军队宣传队一样，管人、管事，都管了。军代表、军管会更厉害，直接掌控了。领导权掌控在军队干部的手中， 从而形成了管理转型。他们进驻之后，用军队方法来管理企业，管理机关部门。因此，政治化、军事化严重，许多方面由于纷争又管不了，也管不好，而当时各地两派纷争很激烈，也就不奇怪，往往许多地方和企业是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经济和生产状况时好时坏，是普遍现象。当时，国务院如果抓一下，就好一些，不抓以后，又下去，经济效益就谈不上了，各自为政很厉害。这是“四五”计划时期很普遍的现象。
中国发展观察：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 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 “四五”计划完成情况怎样？请对这段历史时期进行分析评价。
陆百甫：经济缺乏宏观管理， 出现了三个“突破”。特别是前期，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是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过去我们一直保持在2000-3000万左右。通过招工进城、农民进城、军人进城，家属都跟着来了，包括军队工程兵等， 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这是最多的一次突破。当时北京市一年人口增加30万。
第二个突破，工资总额突破300 亿元。因为职工人数一多，又发工资，职工工资总额也突破了，导致财政负担加重。
第三个突破，商品粮销售突破。因为当时粮食很紧张，很困难，城市人口有多少，国家商品粮每人多少斤，都是按照计划的。结果职工人数一增加，商品粮销售突破原来800亿斤的限度。这样的话， 统购统销粮增加了。这是宏观经济当中，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出现过一次失控以来，第二次大失控。
这三个突破，造成了经济比例失调，供需失衡。供求告急的事情经常发生。要解决调粮食的问题， 过去北京存粮就三天，铁路交通运输断了以后，就很麻烦，而且我们是南粮北调，供求之间的矛盾很厉害。供需告急以后，供应链一断， 市场上就断供了，商品很缺。
基于此，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在“四五”时期进行了两次经济整顿，曾经两次使中国经济好转。这是“四五”时期与其他阶段不同的一个情况。在历史上回忆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特点突出出来。
一次是周总理亲自领导，和李先念同志一起；还有一次是邓小平自己主持，以他为主，因为周总理病重，癌症复发了。
两次经济整顿是什么状况呢？ 先讲周恩来总理，“四五”计划前期，也就是1971年到1973年，主要是1971年、1972年，他一直主持国务院工作。特别是1971年“9•13” 林彪叛逃以后，在党和政府机构当中，周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大、威望更高，成为毛主席之外最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最初的两年当中，周总理抓“四五”计划工作，还是很有力的。
1971年，林彪集团倒台以后， 周总理在李先念副总理的协助下， 曾经对中国经济进行过一次全面整顿，主要是恢复生产，恢复秩序。这次整顿首先是对“四五”计划高指标做了几次调整。“四五”计划制定的时候是1970年，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热”得不得了的时候，所以“四五”计划指标定的不是很切实际。周总理在李先念同志协助下，首先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做了几次调整。例如调低了工业投资总额，强调沿海与“三线”建设要并重。因为“四五”计划和“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就是国防建设、“三线”建设。周总理他们这次整顿，认为这个可能不太合适。所以，在调低指标的同时有纠“左”的思想，想纠正“左”倾思想的高指标以及“三线”建设过于突出的问题。
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战略纠偏措施，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的一种拨乱反正。我认为是很成功的。在总理身体还好的时候，这一次经济整顿情况下，1971 年计划完成是比较好的。恢复生产、恢复秩序，再加上调整战略进行纠偏，整个经济情况开始有些好转。比如，1973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5%。农业总产值增加了8.4%，这是很高的。1973年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1973年整顿以后，确实是有效果，是“文革”以来经济最好的年份。但是好景不长，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中国的经济又开始乱了起来。
开启大门，走向改革开放
中国发展观察：新中国成立22年后，中国于1971年10月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复出，经济整顿和经济建设是什么情况？
陆百甫：1973年，周恩来总理癌症复发以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协助他抓日常工作，进行经济整顿，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在邓小平同志主政后，又狠抓了经济。他整顿经济时，有两大举措影响很大。一是解决全国铁路运输问题， 这一仗是这次整顿的关键一战。因为当时各地两派纷争，铁路大动脉经常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那时我在湖北的干校，两派一争，长江大桥一头占了一个，铁路都不能通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而中国又需要北煤南运和南粮北调，常常因此告急。打通铁路畅行是必须的一招， 是经济整顿最重要的一招。当时周总理和邓小平决定派万里同志出任铁道部部长，实施集中领导。与此同时，狠抓了生产和经济效益。
但是后来由于四人帮、各地两派干扰严重，整个经济的动荡状态并没有完全改变，局面是胶着斗争的状态。但当时，我们与美国关系改善了以后，开始与西方交往，我们引进了许多先进设备，开始了改革开放。
中国发展观察：新中国成立后25年中美之间没有交往。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请介绍和分析当时的国际局势、国际关系情况。
陆百甫：中美关系建立以后， 中国把大门开启，或者说把窗户打开了，和西方关系已经解冻。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苏联援助的“一五”建设项目已经落后，决定采取引进西方技术，增加中国经济特别是生产重大产品的能力，提高自己的工业化水平。国务院批准实施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即以43亿美元、用三到五年时间引入26个项目的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包括1.7米的轧机，大型化纤设备、化肥设备、乙烯设备、发电机，200多万千瓦大型发电机项目。中国派人到国外进行考察，这些设备引进的时候，外国专家帮助中国学习技术。而且还考虑租飞机、租船等等。
应该讲，从当时的经济水平来看，采取这么大规模的引进设备和提高中国技术水平，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是一个很重大的举措。这些设备进来以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武汉钢铁工程， 真正提高了中国自力更生，特别是工业化的装备水平。这是“四五”计划当中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好景不长， 1 9 7 5 年， “四五”计划最后一年的秋冬时候，四人帮又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制造了“蜗牛事件”等等，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毛主席说“抓革命促生产”， 四人帮是以“革命”压生产。当时，四人帮还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谬论。我觉得，把生产力的发展分成姓资姓社，这可能是四人帮第一个发明的。
这样一干扰以后，中国经济又乱起来了。1975年底，整个经济状况又像前一个时期一样。在四人帮猖狂持续了10个月以后，1976年， “五五”计划开始的一年，10月份， 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开启了新时代。“四五”计划也在这种动荡中结束了。“文革”十年动荡，正是动荡下的“三五”“四五”计划时期，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正能量。
总体来看，中国“四五”计划五年，政治上是动荡的，经济上是进进退退的五年，出现过两次大的动荡与反复。从执行结果来看，由于干扰比较严重，“四五”有一半的经济指标没有完成计划。虽然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经过一些努力，但是有一些经济指标还是没有完成计划要求。
根据1 9 7 5 年统计， 当时工农业总产值只勉强完成了计划的101.7%，而财政收入只完成预算计划的98%。但是，也不能说没有成就，由于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向中国纵深地区，尤其西南地区、中部内陆地区的布局展开，一大批重大国防建设和三线基础建设项目的完成，使得中国产业基础增强，布局更加均衡。目前，西北、西南， 尤其四川、云南、贵州有许多重大项目，这个功劳不能抹杀掉。这是“三五”“四五”建设当中出现的。改革以后，我们还有个特点，向新疆、青海这些地方延伸布局。
由于当时“散、山、洞”方针的影响，后遗症很严重。搞得太分散了，还到山沟沟里去、进到山洞里头去，这样为以后增加了许多麻烦，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整。后来， “五五”“六五”，基本上是在解决后遗症。
整体讲，“四五”计划时期经济仍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广大职工大概有十六七年没有调整工资， 其他改善更谈不上。但是进城人口膨胀，农转工、转干，军队军属进城。因此，城市结构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下乡了，像我们机关干部都被赶出去了，进来的是工人、农民、军队干部、军属， 城市结构的这种大变化造成许多难题，为以后解决埋下很多隐患。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成员：车海刚 张诗雨
杨良敏 马玉荣
执笔：马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