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了大动荡， 大一统王朝变得支离破碎。在“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的情况下，国家随时面临被彻底分裂的危险。然而，分裂带来的灾难让人刻骨铭心，人们维护统一的观念反而更为坚定和执着， 反分裂、谋求统一，始终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声音。
不弃凉州
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它统一了中国，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汉朝建立后，大一统王朝得以延续，尤其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等治世和盛世，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疆域面积都得到了巩固。
东汉时，全国分为13个州，其中广大西北地区归凉州管辖，下辖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十个郡和张掖属国、居延属国等两个属国，共计98个县。从今陕西宝鸡以西算起，包括整个甘肃以及青海、宁夏、新疆的部分地区都属该州管辖。
凉州当时也是羌人的聚居区。东汉中期以后，羌人不断起义，朝廷屡次派兵镇压，为此耗费了巨额军费。东汉末年，军中著名将领皇甫规、张奂和段颎都是在对羌作战中成名的， 因他们的表字中都有一个“明”字， 故被称为“凉州三明”。段颎在一份奏疏中总结了对羌作战的花费：“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 用八十余亿。”21年间为平定羌乱花费了320亿钱，平均每年15.2亿钱。据东汉桓谭《新论》所载，汉代“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也就是每年财政收入中的38%被用作对羌作战，而这远不是朝廷全部的军费支出。
巨额军费投入仍未能有效平息羌乱，凉州于是成了吞噬东汉财政的一个巨大无底黑洞。段颎在上奏中说， “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 于兹作害”，他认为“今不暂疲人， 则永宁无期”。除了凉州的羌乱，东汉王朝当时还在北方面临着匈奴人的威胁，也需要大量军费投入。在此情况下，个别大臣提出了“弃凉州”的方案。
汉安帝永初元年（ 公元1 0 7 年），前左校令庞参及其子庞俊上书，提出将正在凉州征战的车骑将军邓骘召回，“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也就是把凉州各郡县百姓都迁至关中，将凉州放弃。该议提出后未立即引发反响，但随后几年对羌作战越来越被动，“弃凉州”引起朝廷的关注，庞参再次提议“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诸陵”，邓骘也认为“国用不足”，提出“弃凉州，并力北边”。
但是，更多的大臣则持反对意见。郎中虞诩认为凉州为历代祖先所开拓，得之不易，不能轻言放弃，况且凉州、关中构成了首都洛阳的两道安全屏障，放弃凉州将危及唇齿相依的关系，朝堂讨论开始，后反对“弃凉州”的大臣占绝对上风，此议遂罢。
70多年后，凉州的羌乱仍未平息，“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谁知朝堂上崔烈刚说完想法，议郎傅燮当场大呼： “斩司徒，天下乃安！”傅燮随后说凉州是“天下要冲，国家藩卫”，不能随意放弃，“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傅燮的看法得到多数大臣的支持，主持讨论的汉灵帝也认为傅燮言之有理，不再提“弃凉州”一事。
袁术之败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期间，东汉王朝继续滑向崩溃边缘，呈现出“日薄西山” 的景象。中平六年（公元189年）4月汉灵帝驾崩，随后发生了大将军何进、河南尹袁绍引外兵诛杀宦官事件，致使董卓趁乱控制了朝廷。次年初，一批不满董卓的刺史、郡太守在关东起兵，天下陷入混战。
战争越来越激烈，参与的势力越来越多，有一定实力的人纷纷占地称雄，不再服从朝廷，还有人本着“时势造英雄”的想法趁乱而起，诸葛亮将这种局面总结为“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然而，当时最有实力的几个人对公开称帝和另立朝廷都持谨慎态度，曹操一生多次表明对汉室的支持，表示自己不称帝也反对他人称帝。在曹操晚年，孙权曾写信劝曹操称帝，表示自己愿意效忠，但曹操态度仍然坚决，他拿着孙权的信对手下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有人暗中虽动过称帝的念头，如大将军袁绍、益州牧刘璋等，他们要么进行过试探，要么偷偷做了一些天子用的“乘舆车具”等物，但他们发现汉室作为天下唯一合法政权的观念仍深入人心，贸然称帝不仅得不到天下人的响应，甚至连手下也会分裂为对立阵营，因而打消了念头。在整个汉末三国时期，敢于公开打出旗号另立朝廷的只有凉州人王国、徐州人阙宣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他们要么立即被消灭，要么本身并无太大影响，唯一引起轰动的人是袁术。
袁术是袁绍的弟弟，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政治资本雄厚，在讨伐董卓的行动中，他也趁势而起，经过一番奋斗，拥有了不小的实力。一般认为，在汉末群雄逐鹿的前半程， 其实是两大阵营在作战，袁绍和袁术分别是这两大阵营的首领，至于曹操，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很长时间里只能依附袁绍才得以发展。袁术最辉煌的时候占据了扬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徐州、豫州的部分地区，手下精兵强将众多，吕布、孙策都是他的盟友，袁术一时“虎步淮南”，成为未来问鼎天下的最有实力的竞争者之一。
然而袁术“天性骄肆”，政治野心很大，不满足于做一名汉室臣子，总想自立为帝。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袁术召集属下提出“欲应天顺民”，不料当场遭到下属的驳斥，只得悻悻作罢。两年后，不死心的袁术终于在寿春称帝，建国号“仲氏”，置“公卿”，设祠“南北郊”，与许县的东汉朝廷分庭抗礼。
令袁术想不到的是，此举立即引发海内震动，从各地传来一片讨伐之声，不仅曹操亲率大军来“讨逆”， 而且两个盟友也第一时间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孙策写来一封长信相责难， 吕布则直接率兵来讨伐，袁术陷入众叛亲离的窘境，精心打造的伪朝廷几乎瞬间崩塌，仅1年多时间实力就损失贻尽，后来只得被迫烧了“皇宫” 逃窜，想投奔部下，部下却不肯开城门，走投无路之际来到江边一处亭子里，急病交加的袁术最后喝了一口蜂蜜水，却被告知只有一些麦麸了， 英雄一世的袁术大叫：“袁术至于此乎！”之后呕血而死。
称帝是袁术一生最大的败笔， 也是他事业的转折点。称帝之前的袁术总体来说顺风顺水，虽然有人说他“志大才疏”，但命运似乎对他总是格外眷顾，让他没有付出太多努力就取得了不错的局面。然而一夜之间他就从“成功人士”变成了天下人的对立面，败亡之迅速一定让他目瞪口呆，有些事情恐怕他至死也没能想明白，否则就不会独坐江亭而哀嚎了。
“绝盟好议”
那些没有称帝自立的群雄，其实也有个现实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以什么样的名义任命和管理属下，以怎样的职务治理控制区内的百姓和军队。汉室虽在，但它先后被董卓、凉州军阀以及曹操控制，并不是随便哪个人去想要个官职就能合法获得的。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这的确是棘手问题，不过这并没有难住群雄。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初，关东联军共同起兵讨伐董卓，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又以车骑将军的名义“表奏”了一批官员。“自号”容易理解，就是自己给自己封官，所谓“表奏”，就是给朝廷写一份拟任官员的奏表，选个合适的日子，摆好香案等物，向着朝廷所在的方位跪下把奏表念上一遍，就算是完成了“任命程序”。
这套程序虽然显得有些滑稽，却十分有效地为割据群雄们解决了自己阵营的“干部任命”问题，让他们在不另立朝廷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刘备曾被朝廷正式任命为镇东将军、左将军，此后很长时间里，他都以这个头衔号召支持者并管理属下军民。刘备占领成都后，管理军事的机构就是左将军府，这表明他一直以汉室臣子自居。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在汉中之战中战胜了老对手曹操，控制的地盘横跨荆州、益州，论实力已反超孙权，有人劝刘备自立称帝，刘备却选择自立为汉中王，按东汉制度，王是爵位的一种， 刘备虽称王但仍尊汉室。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曹丕通过禅让方式结束了汉朝统治， 建立曹魏政权，对刘备和孙权来说马上就面临一个新问题：刘备的汉中王、孙权的车骑将军都是汉室所封， 汉朝不存在了，意味着他们的官爵也不在了，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理顺未来的关系呢？在这方面，孙权和刘备的做法不同，孙权选择向曹魏称臣，接受了曹丕所封的吴王，而刘备则宣布称帝，在成都建立政权。
刘备称帝的目的不是分裂国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是“惧汉阼将湮于地”，所以他强调自己称帝是“即皇帝位”而非开国皇帝登基， 他的国号仍是汉，目的是将东汉政权在成都延续下去。
向曹魏称臣的孙权不久也与曹魏闹翻，双方刀兵相见，孙权无法再用吴王的封号管理属下。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也称帝，建国号为吴，孙权在发布的文告中说“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 所以自己才“不得不受”。
无论蜀汉还是孙吴，建立新政权都有“不得不为之”的一面，他们都不认为鼎立割据是国家的最终状态， 统一天下仍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考虑到曹魏十分强大，蜀汉和孙吴决定再次联手消灭曹魏，为此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同盟关系，孙权称帝数月后，蜀汉和孙吴即在武昌设坛盟誓，发布的盟书称“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誓言“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这场重要的盟誓被称为“绝盟好议”。
无论蜀汉、孙吴、曹魏还是取代了曹魏的西晋政权，虽承认国家被分裂的事实，但都不承认永远分裂下去的结果。受客观条件所限，蜀汉和孙吴联手消灭曹魏的目标未能达成， 但他们都之为做出了巨大努力。蜀汉方面，诸葛亮五伐中原，他的继任者姜维更11次北伐，孙吴方面也一次次由襄阳、合肥方向出击，在配合蜀汉北伐的同时，试图在统一之战中寻求突破。
回顾汉末三国的历史，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斗智斗勇的故事， 而是战乱中的人们心中那种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在最容易产生分裂的年代，统一反而成为时代最强的声音， 这种“分久必合”的坚定信念成为当时许多人奋斗牺牲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