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妍蕊
新世纪以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些代表和专家表示，这一科学论断体现出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
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它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增强协调性发展方面有哪些难点需要克服？如何有效推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公平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对此，《中国发展观察》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解读。
“三大战略+四大板块” 战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中国发展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四大板块”为地理单元、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战略，这就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由此形成“三大战略+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战略体系。如何理解三大战略与四大板块的定位？ 它们对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侯永志：第一，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明确了三大定位：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位置，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关键地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西部发展的问题关系着我国发展全局。
西部地区涉及12个省、市、自治区，国土面积达68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的72%；2015年，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7％。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与东部地区相差较大，迫切需要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
西部大开发战略要解决的是加快西部发展的问题。实施这一战略也是为了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十九大报告所提到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区域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发展的落差较大。促进平衡发展，必须把西部大开发放在优先位置。
第二，关于东北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当时的人均收入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其发展速度相对下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很高的，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北振兴战略要解决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转型。首先，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产业体系，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转型。其次，要注意到，从产业类别来说，有些产业仍是现阶段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也是未来我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比如装备制造业。对于这些产业，主要是解决它们的技术比较落后的问题，而不是让其“淘汰”。
第三，关于中部地区，可以这样说，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增长“引擎”。中部地区自然条件、交通条件较好，但发展不充分，城镇化水平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推进高质量的现代化。
第四，东部地区代表着我国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的部分，也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最主要的力量。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相对比较充分，但其经济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东部应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
第五，“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涉及对外开放的问题， 也涉及国内区域发展的问题，国内各省市区都可以参与其中，通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现自身发展。
第六，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解决高度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发展如何共赢的问题，北京与周边落后地区协同发展的问题；其次，对于北京而言，还要解决人口过度密集的问题。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区域协同发展，解决大城市过度拥堵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
第七，长江经济带建设主要是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沿海、中部和西部的共同发展。千百年来， 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在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加强区域合理分工，扎实推进
中国发展观察：刚才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先后提出了“四大板块”发展战略。五年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又提出了“三大战略”，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那些成绩？
侯永志：概括地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以下成效：首先，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之势。第二，区域之间的分工更加合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自成体系格局被打破，目前各地产业的特色更加明显，产业分工更加合理化。第三，地区之间的连接性增强，交通条件改善，产品和要素流动更加自由便利。第四，区域之间的合作加强，各个地区合作交流的主动性增强。
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提高了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占比。“十二五”期间， 2015年西部地区实现生产总值14.5万亿元， 年平均增速达12.24%，分别高出东部、中部及全国平均水平2.34、1.38 和1.58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逐年提高，从2010年的18.63%提高到2015年的20.07%，提升了1.44个百分点。
又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在交通方面，三地打通了一批“断头路”“瓶颈路”，总计超过800公里；在产业升级和转移方面，北京将一批非首都功能但优质的企业项目转移到了天津和河北， 一批产业转移协作的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在生态环保方面，三地联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发展观察：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的同时，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在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增强协调性发展方面有哪些难题需要攻破？
侯永志：第一，贫困地区如何发展的问题。在区域差距总体缩小的同时，有一些地区发展仍然比较困难，主要是集中连片贫困区。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年）》中，国家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地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这些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基础薄弱，自然条件也比较差，走出困境面临的挑战不少。
第二，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的问题。由于各地区政府都有各自的政绩要求，在产业发展方面，一些地方可能都比较倾向于发展那些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比较大的产业，因此有可能出现产业同构问题。
第三，跨区域环境治理的问题。现在，跨行政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多，治理跨行政区的环境问题，涉及机制的建设、利益格局的调整等，难度显然要比那些单一行政区内的环境问题大。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城协同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面对一边是京津两极过于“肥胖”，一边是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的现实，在总体设计框架下，您认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推进大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
侯永志：首先，从一定空间范围内或拥有共同空间的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角度讲，第一，大中小城市应具有不同的定位，相同规模的城市定位上要有差别。影响城市定位的主导因素一般有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与经济规模、国家政策导向等方面，但针对特定的城市而言，影响其发展的主导因素很可能只是上述因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第二，在基础设施布局方面要统筹考虑。要根据基础设施系统化、网络化的规律，统筹考虑基础设施的布局，打破行政区划、部门分割的限制。第三，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弱有所扶”同样可以用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大城市或发达城市对小城市发展有所扶持，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等。
其次，从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协同发展来讲，第一，要做整体的城市体系规划。第二，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要有不同的治理政策，因城施策。第三，国家针对特定地区要有所帮扶，应当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西部地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
中国发展观察：实现城市间、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方面就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 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从整体上看，中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如何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课题。您对此如何看？在平衡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有哪些建议？
侯永志：我国进入发展新时代，解决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既是我国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现实问题。
但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大是历史形成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当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建立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三是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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