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在古代“以法治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商鞅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法治方面，商鞅不仅是一位人所共知的实践者，更是一位具有开创和求索精神的思想家。他对法治的理解丰富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执着精神也值得钦佩。
礼法分离
至少在春秋之前，法治还不是维护上层建筑及人与人交往规范的主要手段，那时人们主要依靠的是“礼治”。
礼的起源与祭祀有关。《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据《史记》记载，尧舜时期“修五礼”“典三礼”。那时的礼常与乐联系在一起，《史记》还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按照孔子的论述，夏有夏礼、殷有殷礼，它们与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一脉相承并有所损益，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这些就已无法“征之”了。
对礼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的是周朝，即所谓“周公制礼”。西周的第二位国王周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摄政，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到周公摄政第五年时，新营造的都城洛邑建成，周王举行盛大庆典，在典仪上册封天下诸侯的同时，颁布了周公所制的各种礼，内容不仅包括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政治活动，还包括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涵盖了方方面面。这套礼制成熟而完整，它的施行维护了“尊尊、亲亲、长长”的社会秩序，颁布后轻易不得修改，周王有权惩罚违礼的贵族。
礼的最大不足并不在约束性，而是它的涵盖面有限。《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孔子家语》解释：“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礼重点调节的是上层贵族间的秩序，规范下层百姓行为是它薄弱的地方。为弥补这个不足，刑就出现了，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它们主要是一些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内容较为简单。
这一时期的刑法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向百姓公布。《左传》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那时候的刑法全都秘而不宣。直到公元前536年，子产在郑国执政时，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就是《铸刑书》，是中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的刑法。它的内容已无法考知，但能铸刻在一只鼎上，说明不会太复杂。
把“法”从“礼”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而丰富的体系并广泛推行，这件事发生在战国末期。当时魏国、楚国、秦国等纷纷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而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成功。商鞅变法首先是“创法”，《秦律》包含《田律》《厩律》《工律》《军爵律》《置吏律》《仓律》等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公开颁布、统一施行，从这时起，完全依靠“以礼治国”才开始向以礼与以法结合治国转变。
以法治民
商鞅是个“性恶论”者，《商君书》中多次就人性问题进行过探讨，比如：“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矣”“民生则计死，死则虑名”“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鞅认为，人出于天性都“好利避害”，所以从惩罚与奖赏两个方面可以实现对人的“法治”。
在惩罚方面，商鞅所推行的法以严苛著称，他把消灭犯罪的希望寄托在重刑上。《商君书》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轻罪重刑”是商鞅推行律法的显著特征。《史记》说秦国的法律曾严苛到“弃灰于道者被刑”，商鞅亲自参与执法，曾“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还有饱受诟病的连坐制度，让商鞅几乎成为酷吏的始祖。
有人认为严刑峻法是商鞅变法的败笔，它导致了之后秦朝的速亡，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商鞅变法发生在秦孝公时期，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百姓因反对律法而起的大规模反抗，反而是秦国较为稳定和崛起最快的时期之一，100多年后秦朝走向灭亡与这一时期的律法改革关系不大。商鞅以重典治乱世，是基于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做出的，要看到这样的时代背景。
在奖赏方面，商鞅提出“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按军功大小赏赐二十等爵，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新。还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奖励耕织，对于积极垦荒的给予重奖，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达到一定数目，还可免除本人的劳役赋税。
《商君书》说“苟可利民，不循其礼”，“治民”和“利民”都是商鞅变法的基础，二者无法偏废。无论通过经济改革使农民增加收入，还是通过军功爵位的设立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目的都是让那些遵法守法的百姓获得实际利益。《商君书》说“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威刑不是商鞅“以法治民”的全部，也不是目的。在“重刑”的同时，“利民”才是商鞅“以法治民”的本意。
以法治官
《礼记》中还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这是以往法治的另一项弊端，商鞅就此提出了“壹刑”的概念。《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贵族、高官、功臣、善人统统不是可以逃避法律惩罚的特殊人物，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商鞅很欣赏这个故事：晋文公推行法治，一次集会时他宠信的臣子颠颉来晚了，执法官请示如何处置，晋文公说按规定办，执法官于是砍断了颠颉的脊梁骨并示众，晋国将士和官民深受震动，大家纷纷说颠颉是国君最宠爱的人，触犯了刑律都要被腰斩，何况我们？从此“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
商鞅变法初始，太子嬴驷犯了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坚持对太子治罪，不惜得罪未来的国君也要维护法治的平等。
《商君书》说“善为国者，官法明”，还说“无宿治，百官之情不相稽”，强调只治民不治官并不是治国之道，所以商鞅变法也有很多内容是在吏治方面，比如规定各级官吏必须勤政，办事不得拖延，不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在经济方面对贵族和官吏也有许多限制和约束，《商君书》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主张根据贵族和官员家中的实际人口征收赋税，要求贵族子弟也要承担徭役。
商鞅认为官员升迁要靠政绩，无功不受赏，他自己带头执行这些规定。商鞅在秦国位居高位，深得秦孝公信任，又全面主持秦国的改革和内政，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所以坚持不受高爵，只接受了左庶长的爵位，处在20等军功爵位的中等水平，后来变法取得显著成效，商鞅的爵位才有所提升，但最高时距第一等爵位也差了四五级。
商鞅把那些作恶的、不称职的官员称为“邪官”，鼓励百姓“告奸”，同时规定官员之间如发现同僚犯法必须检举揭发，否则按同罪论处。检举揭发有功的可以得到赏赐，赏赐的东西包括被告发者的官位和财产等。
对于那些守法的官员，商鞅则主张给予保护，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另一种体现。商鞅在秦国变法，触动了很多贵族和官员的利益，包括被他治过罪的太子嬴驷及其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对商鞅都很仇视。当时商鞅手中的权力很大，他如果再运用一些权谋，完全可以将这些势力清除，但商鞅没有这么做。
以法治国
秦孝公请商鞅变法，根本目标是强国。站在国君的立场，只要能使秦国强大起来，在诸侯争雄中脱颖而出，就是值得支持的。强国是商鞅能否顺利变法的前提。
商鞅告诉秦孝公：“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要实现强国的梦想就必须改变之前的法，除了管理手段上的革新，更重要的是利益上的调整，为此有些人要做出牺牲，有些权力要受到限制，这是变法成功的前提，也是强国的前提。
为突出法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商君书》强调“治不从君，民不听官”，一切都由法说了算，王权体现在律法的制定上，而不是左右执法。律法制定并公开后，不再藏于密室，只供少数人操作和解释，如何执行由大多数人说了算。《商君书》说“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也就是说，拥有判断是非权力的人越多，国家就越兴旺，反之则容易走向败亡。
要“以法治国”就不能“以私害法”。《商君书》说“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从治国的层面看，律法虽由国君主持制定，但一经颁布后国君也要带头执行，这样的国君才能称得上是“明主”。
综上可见，商鞅对法治其实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不是颁布了一些律条那么简单，更不只是严刑和峻法。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商鞅不仅对变什么样的法有过深入思考，更对如何有效变法进行了探索，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所以商鞅变法取得了切切实实的成效。荀子曾到变法后的秦国考察，他记述：“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
商鞅最早系统化地实践了“以法治国”。就他对法治的理解和阐述来看，他没有把法治仅仅作为回报秦孝公的强国手段，而是对法治有着执着的信念，法治甚至成了他内心里的一种信仰。商鞅权威正盛时，有人劝他激流勇退，以避免将来可能遭受变故。以商鞅的智慧，他应该能预测到秦孝公死后秦国政局会有一场风暴，而他将处在这个风暴的核心，提前安排退路是人之常情。但商鞅没有理会这些，仍埋头于变法，他不想为保全自己而成为变法的逃兵，更不想让那些反对变法的人因此找到攻击变法的借口。
《战国策》记载：“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孝公临终前甚至想传位给商鞅，但商鞅辞让不受。这条记载如果是真实的，更说明商鞅变法不带有任何功利之心，变法不仅是商鞅的信仰，更是他唯一的追求。历代的改革者恐怕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秦孝公死后，太子嬴驷继位。他本来就对商鞅不满，又受到一些在变法中利益受损的贵族们的挑唆，要治商鞅的罪。商鞅在秦国无法立足，只得逃亡。
商鞅的下场有些悲惨，他被追捕后受到车裂的酷刑，但这并不是商鞅变法的失败，也不是“以法治国”的失败。变法的很多做法在商鞅死后仍被坚持了下去，秦国变得更加强大，最终催生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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