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两河文明”通常指位于西亚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创造出的古文明。而说到与其同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一般多与黄河相联系。其实，长江在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中也同样发挥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何尝不也是一个“两河文明”。
自然挑战
文明，指的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如语言、文字、信仰、宗教、法律、国家等。若从时间、地域的维度去归纳和总结，又可以将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区分为若干有所区别的种类，如古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在这些著名的文明中，唯独中华文明没有冠以“古”字，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或中断，一直延续至今。
说起中华文明的这种独特之处，往往会想到黄河和黄河文明。三皇五帝时代，许多重要的部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繁衍、生息和发展，是黄河文明的繁育期；夏、商、周三代出现了城郭、国家、礼制、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的中心主要集中在河洛地区，是黄河文明的发展期；进入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制度、礼乐制度更为成熟，文字更为规范、文化更为繁盛，科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是黄河文明的兴盛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条全长5000多公里、流域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五大河流，流域内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水温条件都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为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提供了丰厚的生存条件，是创造黄河文明的物质基础。但黄河文明并不等同于中华文明，因为长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一批史前重要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证明长江流域所诞生的文明几乎与黄河文明同步，它们在特征上或许有所不同，但都是中华民族先民们创造的文明成果。
文明的创造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但仅有此还不够，人类的创造力才是文明产生的最大驱动力。一般认为，连绵不断的创造力不是来自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而是来自于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古埃及文明是古埃及人在征服原始荒蛮、蚊虫肆虐的尼罗河三角洲的过程中产生的，古印度文明的诞生地古印度河流域也时常遭受洪水的侵袭，人们面临着诸多的自然挑战，正是因为这些挑战才更能激发出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在研究中国黄河下游古代文明起源时指出，人类在这里应付的自然环境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与世界上其它著名河流不同，黄河由于泥沙淤积、落差大、冬季结冰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不仅是一条一年四季都无法全程通航的河流，而且“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同时它还“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的自然挑战则更多，气候闷热，丛林沼泽面积更大，土壤条件也不如北方。
严酷的自然环境没有扼杀文明的火种，反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这些神话传说和故事反映出的是人不屈服于自然、努力改造自然的精神，这种精神从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自然、对天的深深崇敬，中国的龙文化、儒家思想对天的敬畏、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都深深地打上了这样的烙印。
自给自足
自然的挑战解释了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民族先民们不竭创造力的来源，却不能解释诞生在这两个流域的文明之间无法分割、相互依存、血脉相连的内在机理。
这大概还要从生产的角度去看，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黄河流域以农耕加游牧为主，而长江流域则以农耕加渔猎为主，黄河流域首先得到开发，长江流域紧随其后。从黄河流域自身的情况来说，则表现为从中上游到中游、下游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认为伏羲、炎帝、黄帝并称为“三皇”，他们所代表的“三皇时代”延续于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伏羲故里”在甘肃天水，“炎帝故里”在陕西宝鸡，“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这种沿着黄河一步步向前推进的过程十分明显。
位于“伏羲故里”附近的大地湾文化存在于约距今4800年至60000 年之间，通过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阶段的古人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发达狩猎采集、原始农业、成熟农业等不同的阶段，相对于农业，狩猎更容易，那时的黄河上中游地区山林植被条件较好，适合狩猎。定居之后农业生产逐渐代替了狩猎，因为它更有保障，在水稻引入中国前农业以种植粟等简单作物为主，这种旱作农业的耕作方式更有利于在黄河流域推广。
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合小农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丰茂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养活起数千万人口，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自然资源的供给终将遇到瓶颈，于是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开发较晚的长江流域。自魏晋以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大量人口开始向江南转移，与此同时农业耕作技术也不断提高，为江南的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长江流域显示出明显的后发优势，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人口分布的重心也偏向了南方。
仅靠黄河流域的资源，中国大概只能成为地区性大国，而无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人口膨胀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转移和消化，也将引发更多的分裂和动荡。试想一下那样的场景，也许中原王朝会更容易地被北方游牧部落所消灭，或者像欧洲大陆一样更容易分裂为若干个国家。正是由于有广大的江南腹地作为缓冲和接续，中原王朝才得以渡过一次次危机，使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成为历史演进的主轴。
自成一体
黄河和长江是如此相得益彰和缺一不可，没有黄河，中华文明就失去了根基；没有长江，中华文明就不会这么枝繁叶茂。中华文明是由黄河和长江共同繁育的，中华文明也是一个“两河文明”。
从地图上看，这两条大河像一双巨手，拱卫着、佑护着中华民族，以这两条河为中心所形成的独特地理环境，更适合政权的延续和国家的统一。从地形上看，中国西部、西北、北部以及东北大多为高原、大山、草原或荒漠，外部没有更强大的政权，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考虑来自这些方向的安全威胁，而东部、南部又是大海，在近代之前这些地方的威胁也大都不足为虑。
在冷兵器时代，长江号称难以逾越的天堑，但它最终却没能把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三国、两晋、两宋等时期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划江而治”，但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已经形成了强大惯性和内在需求，地理上的阻隔难以将其断绝，无论南方与北方，无论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能认识到统一才是彼此最大的利益所在，统一才能实现最大的优势互补，所以分裂从来都不是彼此的主动选择，而更多地出于无奈，当条件成熟时，南北之间就会迅速走到一起。
黄河与长江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的巨大战略纵深，如兵法所讲的“掎角之势”，遇到强敌入侵时，无论它来自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来自陆地还是海上，这种战略纵深都能迅速转化为巨大的抵抗能力。近代以后，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强国曾组成联军入侵中国，攻占了中国的首都，中国的国家机器几乎瘫痪，但列强们却无法一口将中国吞掉，试图将中国分裂为若干个国家的图谋也无法得逞。还有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面对悬殊的军力对比，中华民族几乎命悬一线，但日本军国主义拼尽全力后仍无法将中国灭亡，除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众志成城的坚强意志外，独特的国土环境、巨大的战略纵深也是侵略者无法完全突破的强大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