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秀丽
“一带一路”取得重要进展
“一带一路”建设三年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效果超出预期。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和参与意愿，有30多个国家（地区）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有20多个国家（地区）和中国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也正在落地。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为目前面临挑战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复苏提供了动力。
与TPP和TTIP不同，中国方案核心竞争力有三：
合作机制灵活务实。“一带一路”是倡议，不需另起炉灶。依托现有平台和机制，与沿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合作可长期可短期，可双边可多边，不拘泥于形式，项目不分大小，国家不分贫富强弱，体现了“一带一路”开放平等灵活务实的合作精神。从项目选择看，规划先行，既考虑到技术先进性，也考虑项目的可承受力，减少盲目性。
实质重于形式。不预设议题，不预先搭台，关注彼此核心利益和诉求，在现实中挖掘合作项目，解决实际问题。TPP是先搭好台，形式在先。美国治理模式有主从、上下、亲疏之分，制度本身隐藏了强者对资源的掠夺。TPP范式有门槛，有门第观念，时常戴有色眼镜，形式上就会屏蔽掉发展中国家亟须合作的某些议题，也忽视了美国不同阶层的核心利益和诉求，孕育了其内部不平等非均衡土壤。逆全球化的根源是国内国际都出现利益结构失衡。
国家信用。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开展国际合作，为全球化注入一股清流，对“逆全球化”起到了抑制作用，累积了中国国家信用，提升了竞争力和号召力。回顾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轨迹，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尤其是作为领头羊的国家，必须有良好的国家信用，否则无从谈号召力。此外，担当领头羊的国家的政策预期要有稳定性，除了考虑自身利益，还要关注和平衡攸关方利益。世界是通的，独行快，众行远。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有可能使更多人富裕，但要看谁主导，如何推动，避免把全球配置资源转变成了使少数人富裕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实事求是，旨在解决发展问题，成为中国的一张国家名片。
“一带一路”持续释放国际合作动能
“一带一路”通过资本和产能“走出去”，打破亚太地区，尤其是周边地区贸易的隔离和碎片化倾向，重塑贸易市场和生产网络，填补全球贸易规则的缺失部分。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态势未变。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根据世行数据，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1979－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2%提高到9.3%，年均提高0.3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15年我国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4.8%，同年美国、日本、印度占世界经济比重分别为24.4%、5.6%、2.8%。2016年10月世行预测，2016年我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为15.1%，同年，美国、日本和印度占世界经济比重分别为24.7%、5.5%、2.9%。中国内需不断扩大和升级为世界提供广阔市场。“十三五”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提高30%左右，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实现全部脱贫。2015年，我国较高收入人群占城镇人口的20%，总人数超过1.5亿，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万美元左右，这部分人的总消费能力相当于多个中等国家之和，他们的购买力投放到哪里，就会带动哪里市场繁荣。“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货物贸易进口规模有望达到9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规模将超过2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规模巨大且日臻成熟的市场将为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商机。目前，“一带一路”国家占我国对外投资的比重只有13%，据测算，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未来十年总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未来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比重达70%。以中高速平稳健康发展的中国经济仍将是推动21世纪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中国实力转化为贸易增长体系的雏形正在形成。
贸易投资圈。“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分别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
产业转移圈。我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技术水平呈梯次结构，可以匹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技术水平、资金承受力等需求。未来5年，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有望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构筑以我国为首的区域生产网络，打破贸易隔离和市场碎片化现状，促进区内贸易和经济增长，提升合作水平。
立体发展圈。“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加快我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一起，以跨境大通道、大市场、大流通促进区域贸易合作，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区域产业发展新布局。
中国已经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成员之一。近年来，多边、诸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如火如荼。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取得了“巴厘一揽子协定”的可喜成果。服务贸易协定、信息技术协定和政府采购协定发起并推动了具体领域的贸易自由化。TPP、TTIP和RCEP等巨型贸易协定的出现，反映了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的发展态势。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制定包容性贸易规则，形成多个层次和多种类型的贸易协定谈判将是未来推进贸易一体化的方向。正在进行的中美BIT、中欧BIT谈判，均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国际经贸谈判。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人民币纳入IMF的SDR篮子，反映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规则重构的努力。中国积极支持东盟主导的RCEP，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已签协议的自贸区13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9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6个，在全球治理上积极作为。“一带一路”不限于沿线的65个国家，也不限于WTO成员，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顺应经济发展现实，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和中小企业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非WTO成员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顺势而为必有作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令TPP和TTIP受阻，欧美推动的国际合作在1-2年内可能遇冷，美国范式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但全球化大势不会逆转。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性措施虽然可能是临时的，且有针对性的，但也给中国支持的RCEP、积极推动的亚太自贸区带来不确定性。相反，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协商而非谈判，旨在谋求包容均衡发展，将挖掘项目寻找合作的过程，做成了民心相通、增进信任的暖心工程，具有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正在践行中国治理方案
面对当前的国际合作形势，“一带一路”贵在速度，成在质量，实在民间。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先行。“一带一路”要建成一个个面包工程，还需要有一套基于尊重多方法律文化基础上的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确保正向累积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信用。建议及早研究在中国杭州设立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填补多边机制空白。
平等协商，加强战略对接。一是跟踪研究区域大国发展战略走势。特朗普政府收缩美国在全球多边机制中的作用留出了真空区，区域大国在地区如何发挥作用尚待观察。地区小国内部稳定变数增多。小国适应了美国治下的和平，对如何自治和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存在恐慌，国内稳定将面临挑战。二是构建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政府间交流机制，注重充分发挥现有的双边机制作用，国内各部门应有组织地与沿线国家相关部门对接，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三是对合作意愿较强的国家，可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签署双边合作备忘录或协议，确定合作领域、项目、投资主体等内容，建设一批示范项目。四是注重新老机制协调。充分利用并协调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与东盟“10+1”、RCEP等机制，协商“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区域、多边合作框架，总结实践经验及合作特色。
合作共建，提升产业竞争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产能转移更多着眼于更低端的周边发展中国家，产能承接着眼于新兴国家，产能协同与产业创新着眼于发达国家。“有进有出”可以避免美国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制造业空心化，就业率下降衍生出的逆全球化倾向。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就是将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服务的本地化，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链“走出去”。一些缺少法律的国家，帮助制定法律也是合作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服务支撑体系十分必要。一是强化投行、信托、企业管理、法律、审计、咨询与调查等商务服务业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二是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将“一带一路”做成亲民暖心工程。“一带一路”不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纯粹的独立的商业行为，也不是传统的国家援助。需要各界人员广泛参与，信息服务十分重要。三是利用全球华人网络，储备国际化人才，搭好“人桥”。保护好海外华人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将台胞和台企纳入领事保护，并做出特别安排。
优化环境，扶持中小企业成长。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就业和科技创新的生力军。APEC地区95%的企业为中小企业，总计雇佣了当地80%的劳动力，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30%-60%和整个出口的35%，为APEC各经济体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重视信息分享。建议设立或保持公开的中小企业专用的信息在线网站，以便利中小企业通过该网站获取利用FTA等相关信息。二是建立商务人员培训机制，为提高中小企业利用FTA提供传导机制。从中国已经签订的FTA的运行效果看，FTA优惠条款利用率低的问题相当突出。三是建立中小企业委员会。协助各成员国的中小企业有效利用签署协议的商业机会。交流和讨论各成员国的经验和最佳做法。四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优化金融服务，为中小企业“走出去”加油促燃。针对合作区、外向型产业集群、上下游产业链、商圈等开发批量贷款、授信保障等专属金融产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专项资金。制定差别化信贷政策。试点利用跨境人民币贷款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
文化包容，研究设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面对发达国家正在推动设立多边投资法庭，以及加速覆盖“一带一路”国家的态势，建议及早研究设立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从下至上，先民间推动后官方介入，赢得时间。有效解决争议制度，是更好履行协议的必要保障。欧盟和加拿大签订的《全面经济与贸易协议》（CETA）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多边投资法庭。协议已于2016年12月6日生效，下一步是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国际投资法院。TTIP对成立多边的投资法院十分受关注。“一带一路”需要新技术支撑，建议及早研究在中国杭州设立“一带一路”投资仲裁机构，以免发达国家抢先设立多边投资法院，覆盖了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届时我们再想做就被动了、复杂了。“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是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涉及国与国的争议，还是投资争议，抑或是商事争议，应反映亚洲法律文化特点。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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