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中国的历史总在治乱交错中前行，但“治”与“乱”并不是无序的，也不是任意反复的，它们之间也有一定规律可以总结。“乱”终归于“治”，即所谓“分久必合”，这缘于中国自古就有“大一统”的思想理念且根深蒂固。
思想源流
中国人自古崇信“大一统”，“大一统”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和图腾，然而对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出处、意思和内涵。
“大一统”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一书，这是一部专门解释《春秋》的书。《春秋》中有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这句太简略了，不好懂，《春秋公羊传》就用下面一段话对其进行解释：“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是一段自问自答的对话，大意是：“元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指国君即位的头一年；“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指的是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为了强调这是周王的正月；为什么要强调周王的正月？是因为周王“大一统”。
这段话与历法有关，中国古代使用的是农历，相传创制于夏代，商、周继续使用，但以哪一个月为正月则各不相同，周朝规定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所以《春秋公羊传》强调正月必须是周王的正月。“大一统”里的“大”，不是现在一般理解的大小的“大”，而是“使之广大”“扩大”的意思，“一”是“元”，“统”是“始”，“一统”就是“元始”，是万物的本体，“大一统”的本意，就是把整个社会自下而上归依于一个本体中。
相传《春秋公羊传》最早的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是孔子的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氏释《春秋》开始只是家学，口耳相传，一直到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才将其“著于竹帛”，所以认为《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汉景帝时的公羊寿，也就是说，将“大一统”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应该是汉朝初年的事。
但类似的思想早已有之，孔子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犯上作乱”，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他亲自编订的《诗经》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春秋》相传也是孔子亲自整理修订的，《春秋公羊传》有关“大一统”的思想其实有孔子思想的影子。孔子之后，继承者们对他的思想作了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但有关“大一统”的思想几乎被各个流派继承了下来，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 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在先秦思想家们看来，“一统”是必须追求的政治愿景。
战国后期，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将“一统”理解为消灭对手、统一天下。汉初，董仲舒把“大一统”的思想进一步向政治、文化、伦理等领域沿伸，如在“尊王攘夷”思想的指导下提出民族、国家是二元一体的政治结构，认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天、天子、百官、百姓是四个等级，构成了一套严密的王权政治结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整个天下都统一在这个政治结构中。
董仲舒之后，“大一统”作为政治理念逐渐成熟和明晰，至少包括了两层基本内涵：疆域实现最大化的统一，权力统一在中央集权之下。
历史实践
“大一统”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普遍政治追求，其实在封建社会之前这种追求也有过。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饱受离乱之苦的人们就渴望在政治上实现统一，那时流传的有关黄帝的传说就是这种思想的表达，在《禹贡》里还出现了“九州”的概念，《左传》认为“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中国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是《山海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全书分《山经》《海经》两个部分，以地理的视角描述了“天下”的内涵和外延，代表着一种“大一统”的地理观。以上这些传说和记载与作为政治主张的“大一统”虽然还有一定差距，但至少代表着远古时代人们内心里的某种普遍向往。
秦朝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统一了疆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之后秦朝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制度，不仅在地域上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还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实现统一，但也许因为操之过急，其统一的进程随着王朝的覆灭而中断，严格来说秦朝只实现了“大统一”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大一统”。
汉朝建立后，汲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调整了政治和经济重建的节奏，实现了汉初数十年的稳定和发展。到汉武帝时，汉朝的统治已完全稳固，疆域空前扩大，中央实现了集权，在其最强盛的阶段，基本达到了“外无强敌、内无忧患”的盛世标准，实现了“大一统”的基本目标。
从西汉开始，中国以后陆续还出现了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统一的王朝，如果加上秦朝，统一的王朝至少有9个，这些王朝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疆域较为辽阔，统一了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并在统治区内实施有效治理；社会相对稳定，战乱较分裂时期大为减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口逐步增加。中国历史上的“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盛世以及“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仁宗之治”“永乐之治”等治世全部出现在这些阶段。
这些统一王朝虽然没有用过“中国”这个“国名”，但在不同阶段或场合分别有“华夏”“中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概念，使用的年代、对象以及所强调的重点虽各不相同，但大体可以视作“中国”的同一历史名词，这些统一的王朝所建立的国家无不是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它们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因为有“大一统”思想所奠定的基础，这些王朝之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延续性。
“分久必合”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既然很早就有了“大一统”的稳固基石，为何后来又出现了那么多的分裂局面？从三国、东晋、南北朝到五代十国，再到辽、宋、夏、金等政权并立，有学者统计，这些分裂时期至少占整个封建社会的三分之一，“合久分必”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中国封建王朝为什么会在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中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仅从“大一统”的视角进行观察，其实不难看出，这种分裂的存在并非对“大一统”思想的否定，更不能以此推翻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汉朝之后第一个分裂的局面出现在三国时期，曹丕通过禅让灭亡了东汉政权，建立了魏，但同时期蜀、吴两个政权并立，天下陷入三国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三个政权都认为自己才是合法的，是所谓“正统”，他们都不安于分裂的现状，从未停止过为统一国家而进行的努力，曹操虽“烈士暮年”仍一再用兵长江，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十一次北伐，孙权也多次向北方发起进攻，三国时期几乎年年都在打仗，不同的政权都有重新统一的渴望。
刘备是在听到谣传说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被曹丕杀害的情况下称帝的，所以他把国号定为“汉”，认为他的政权是东汉政权的延续，他当皇帝强调是“继位”。刘备死后，诸葛亮始终为重新统一天下而努力，在《后出师表》中提出了“汉贼不两立，王室不偏安”的名言。
虽然身处分裂的事实，但对这种分裂的局面并不认可，始终在为重新统一而努力，这几乎是历史上那些分裂时期的人们一致的政治追求，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大一统”思想的深入人心，三国时期如此，以后各个分裂阶段也都如此。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的苻坚征伐东晋，他说“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所以“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夏国政权，他宣称自己将“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所以将都城命名为“统万城”。还有北魏的建国者拓跋珪，一直反对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他曾在一份诏书中说，“《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
《汉书》说，黄帝时期“百里之国万区”，那时候仅比较大的部落就有上万个，到了商代据说有“方国”3000多个，西周初年的封国最多时有近2000个，春秋时代诸侯称霸，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00多个，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继续争雄，争来争去最后被秦国统一。秦汉以后王朝出现分裂，最多时有“十六国”，还有“五代十国”，但从数量上看，已不再可能出现上百个、甚至上千个政权分立的局面了。
不仅数量如此，从时间上看也有变化。东汉统一的时间是190多年，之后是三国到隋朝的分裂阶段，总时间长达360多年；隋唐统一的时间是320多年，之后是五代十国分裂的50多年；两宋时期出现的辽、夏、金等政权并立，总体时间虽然较长，但它们中间是交错进行的，而且宋朝占据中原地区的时间很长，这种分裂与前两次有许多不同，有人干脆把三国到南北朝的那一次称为“大分裂”，把五代十国称为“中分裂”，而把两宋时期的这一次称为“小分裂”。两宋时期“小分裂”后建立的元、明、清三朝，统一的时间则长达640多年。
从总体趋势看，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阶段虽然中国始终在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下交错前行，但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裂度”越来越轻，这说明每一次分裂后人们都在进行着反思和改进，“大一统”的思想越来越得到认同。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有“大一统”的思想理念和政治抱负，从自然、文化和宗教、经济、行政管理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许多内在的机理。从自然的角度看，中国居于亚洲东部的中心，地理环境自成一体，从远古时期人们就形成了“天下”“九州”等独立的地理概念；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看，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一家”的民族融合思想和机制，各民族和各种文化在此交融，互相吸收和促进，没有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冲突；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自古就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不同的地域、气候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特色和物产，需要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统一的中原王朝可以最大化地节约行政成本，也可以最有效地保持社会的稳定。
正因为如此，“大一统”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才如此牢不可破，这也许是中华文明又一个独特的地方，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视国家为监护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