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周礼》说“刑新国，用轻典”，一个新王朝初建阶段的统治往往较为缓和，以便融合纷争、休养生息，但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推出了一系列强化吏治的措施，有些措施被认为过于严苛甚至残酷，这种“重典治吏”的做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盛年而逝”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里“大哉乾元，万元资始”之意将正在崛起的东方帝国改国号为“大元”，元朝正式建立，在13世纪结束前元朝取得令人称奇的军事成就，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晚唐以来分裂的局面。
元朝最强盛时，疆域东起日本海、东海，西抵黑海、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南临波斯湾，为历代王朝之首。然而，元朝建国不到100年就灭亡了，有人觉得惋惜，称其“盛年而逝”，是说它还远没到残旧老化的程度，按照初始的发展轨迹，元朝理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创造出另一个强汉或盛唐。
分析元朝“早逝”的原因，有人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它没能处理好民族矛盾。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朝在民族融合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它把全国的人口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汉人、南人在政治、经济上被歧视和加重剥削，不能担任重要官职，就连各衙署的副职也规定尽量由色目人担任，汉人甚至不能打猎、习武，这当然会引起占全国人口中大多数汉人和南人的不满，最终通过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
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类似“四等人制”的政治制度固然存在并贯穿元朝始终，但至少从元朝中期开始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元朝的统治者其实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持久，所以进行着悄悄的变革，大批汉人进入元朝统治集团。据《元典章》载，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在京的官员人数为506人，其中汉人351人，占69%；外任官员人数为15895人，其中汉人12436人，占90%。这里统计的还只是“高级干部”，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属员、胥吏中汉人所占比例更高，“四等人制”其实已经流于形式。
元朝中期以后，民族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元朝的灭亡或许仍与此有一定关系，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财政崩溃
那么，引发元朝“早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可以作多维度剖析，其中至少有3个方面不容忽视：一是元朝政府异常困难的财政状况，二是元朝百姓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三是令人瞠目的通货膨胀，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
元朝建立后不久财政就出了问题，元世宗至元二十年（1283）“不足者余百万锭”，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到300万锭，赤字却达到了100万锭，这还是忽必烈在位时期。从元初到元成宗大德年间状况都是如此，每年收入保持在300万锭上下，支出却在400万锭左右。到元武宗继位时情况进一步恶化，财政收入为280万锭，赤字却高达240万锭。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朝廷收入增加到了400万锭，而支出却高达2000万锭，财政赤字是收入的400%！
解决这些财政赤字，元朝政府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加重税赋，二是滥发纸币。在税收方面，元初规定每户征粟2石作为丁税，后来以“军食不足”为由增加到4石，翻了一番。除丁税外还有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则“每亩五升”。江南本来只收秋税，后又增加夏税。除这些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外，还有其他数十种“杂税”，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标准一再提高，从元朝中期到元末，70年里盐税增加了20倍，茶税增加了240倍，商业税平均增加了10倍。重税之下百姓难以按时足数缴纳，元朝便推行了“扑买”政策，由商人替那些缴不起税的佃农代缴，这部分钱转成高利贷，由佃农背负。
在滥发纸币方面，元朝无疑是历代最坏的榜样。元朝把纸币作为主币，在各朝代中是唯一的。纸币具有高风险性，本应谨慎发行，但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元朝政府不断突破发行上限。元初，纸币每年发行量在2万至23万锭之间，约占财政收入的1%至10%。随着财政赤字的扩大，纸币发行量逐步上升，元朝中期以后有25个年头的纸币发行量突破100万锭，以元英宗延祐七年（1320）为例，《元史》载该年度发行“至元钞五千万贯、中统钞二百五十万贯”，至元钞、中统钞是不同的纸币版别，5贯相当于1锭，这一年发行的纸币量高达1050万锭，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250%！
高税收造成了百姓的高负担，纸币滥发又造成物价的狂涨，进一步加剧了百姓负担。据元朝官员的奏折，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往年物值中统一钱者，今值中统一贯”，1贯相当于1000钱，物价涨了1000倍，这个说法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元朝中期以后通货膨胀的情况的确极其严重。《元史》载，元朝末年在大都用10锭钱还买不来1斗粟，这笔钱相当于50贯，放在北宋初年可以买50头猪或5亩水田。这时候纸币已滥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人做生意，所用纸币经常“舟车装运，轴轳相接”。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5月黄河发了大水，朝廷征调河工修河，却拿不出赈灾和修河的钱来，又用一大堆纸币去充数，河工和灾民早已视这些“大元宝钞”为废纸，河工大量逃亡，红巾军等农民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元朝走向灭亡。
贪腐特权
当然这些还都是现象，不是原因。
元末，有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醉太平》唱遍大江南北：“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开河变钞、钞买钞，说的都是经济盘剥。其实元朝统治者并非不懂经济，面对经济和财政困境，也曾屡次试图通过变法来解决问题，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一步步滑向不可收拾的深渊。
历史上，元朝是吏治最松散的时期之一，官员贪腐十分严重和普遍，产生的后果也不限于道德和法制层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深远。通过享有特权或官商勾结，元朝出现了许多大土地所有者，他们“私田垮县邑，赀无算”，不仅“阴结大官为援势，所为不法，人莫敢谁何”，而且通过制度漏洞逃避朝廷税赋。据《元典章》记载，有些富户每年收租可达数十万石，占有数千户佃农，本应缴纳巨额税赋，但许多失地的佃农已不在官籍，这些富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逃税。这边收、那边漏，元朝政府拼命加税，但税收总体水平却难以有质的提高。
在元朝统治的全部98年里共换了15位皇帝，其频度在历代也是少见的。为争取支持，元朝的最高统治者不仅无法“铁腕治吏”，还经常通过赏赐的办法收买人心，元朝不富，但赏赐往往都是“大手笔”，不仅赏赐金银财宝，土地、房产、奴婢、园林、山泽、矿冶都在赏赐之列，有人对元武宗至大年间到元文宗至顺年间的24年史料进行梳理，发现赏赐多达4780次，有位公主一次被赏了2000顷田地，权臣伯颜泰定一次赏田5000顷。元武宗即位，仅在大朝会上就赏出去420万锭，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元仁宗即位大朝会，仅赏赐的白银一项就达185万两。
官员的贪腐和特权不仅造成了政治的黑暗，而且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是导致元朝财政困难的直接原因。加收重税、滥发纸币只是治标之策而无法治本，元朝由盛而衰并最终“早逝”，其实是从经济崩溃开始的。
挽救经济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对元朝统治失控的症结也做过深入的剖析和反思，他曾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在建国之初他告诫臣下:“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强大的惯性，官场上的贪墨之风、特权思想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彻底改观，相反一些旧有的习气仍在明初的官场上蔓延，当时“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一些官员变身为豪强地主或与之勾结，依旧兼并土地、隐匿人口、逃避税收，一些人自视为功臣，特权思想严重，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大将军蓝玉“多蓄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利”，户部的一些官员勾结在一起，借掌管全国钱粮的职权大行贪污，仅此一案的赃款就可折合粮食数百万石。基层的情况也很糟糕，有些地方“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于虎狼”。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元朝官场上发生的一切势必会重演。
而明朝初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经过元末连年的战争，加上饥馑疾疫，北方很多地方“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冀鲁豫一带“十室九空”。洪武十年（1377）户部上报，全国税收没有达到预定标准的就有178处，此时已距明朝正式开国有10年了，江浙一带本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但“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
朱元璋正是看到了这些现象，联想到元朝灭亡的根源，所以才痛下决心去解决问题。与元朝统治者重治标不同，朱元璋采取了治本之策，这就是通过整顿吏治来削除贪腐、破除特权，从而挽救政治和经济。但由于积弊既久且深，朱元璋只得下猛药、出重拳，为惩戒贪腐，在《大明律》之外又颁布了《大浩》，制定了150多条专门惩治贪污和特权的规定，用凌迟、袅首、抽肠、挑筋、断手等残酷刑罚惩办职务犯罪，这些措施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世对明朝初年的这场“重典治吏”仍有褒贬或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效果是明显的，到朱元璋晚年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土地总面积达到了850多万顷，是元末的4倍多，相信这些多出来的土地大部分并不是通过“开荒”增加的，是破除兼并后重新纳入朝廷登记的，而朝廷征收的税粮也达到了3200多万石，是元末的270%。这场“重典治吏”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为明朝后来取得的各项繁荣创造了条件。
有人认为明朝初年的“重典治吏”刑罚过重，其做法属于“法外施刑”，并不可取。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场“重典治吏”恐怕又是无奈之举和唯一的选择，面对积弊深重的现实，尤其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妥协和温和的办法都无法达成治本的目标，而只治标不治本又只会步前朝失败的后尘，成为另一个“早逝”的王朝。
对于这场“重典治吏”，清人赵翼的评价较为中肯，他说朱元璋的有些做法“虽不无矫枉过正”，但是它得以“挽颓俗而振纲纪，固不可无此振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