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等个别省份的工业增速处于全国倒数——
原 磊 金 碚
当前工业生产总体上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但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和东北地区经济面临较大困难，工业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十三五”期间，应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为工业经济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工业经济面临的形势
2015年，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但这一增速是在工业经济总量非常巨大的基础上取得的中高增速。受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升级不畅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和东北地区经济面临较大困难。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工业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1.工业经济增速缓中趋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我国工业经济维持了高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仅仅为7.9%、7.6%、6.9%和5.9%，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2.9、3.2、3.9和4.9个百分点（见图1），2016年1-4月份增速进一步下行到4.8%。这不可不谓之较快下滑，然而这一速度却是在工业经济总量非常巨大的基础上取得的中高增速，因此十分来之不易。这一增速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体现了当前工业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增速较低，据测算，2015年名义全部工业增加值将达到228974.3亿元；实际工业增加值将达到56813.1亿元（1978年=100），是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35.4倍，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前（1991年）的13.4倍。
与全球经济增速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仍具有明显优势，2015年领先于全球经济增速3.1个百分点（见图2）。从国家来看，中国GDP增速（6.9%）明显高于美国（2.4%）、欧元区（1.6%）、日本（0.4%）、巴西（-3.85%）、俄罗斯（-5.3%），但低于印度（7.6%）。
2.西部个别省份和东北地区面临较大困难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推动下，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国家加快工业的区域布局，西部地区承接中东部产业的步伐加快，东、中、西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一度出现分化现象。2014年，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领先中东部2个百分点以上。然而2015年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低迷，国内外需求持续下降，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渐放缓，并一度被中部地区超过，山西等个别省份的工业增速更是处于全国倒数。东北三省是我国主要的重化工业聚集区，然而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区域战略的开展，东北地区失去政策优势，长期依赖于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大，而带动力较差，中小企业培育不足，经济活跃度较低等多因素共同导致东北三省经济面临较大困难。
3. 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下滑
当前工业企业面临较大困难，有的企业成为“僵尸企业”，虽然在政府的支持下并没有倒闭，但生产活动已基本停止，仅仅苟延残喘。造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全球市场需求低迷，需求规模大幅缩减，导致工业行业议价能力减弱，进而挤压利润空间。二是随着国内互联网的发展，工业企业区域垄断格局被打破，利润空间被平台公司蚕食。2015年消费品价格虽增幅放缓，但依旧稳步上涨，而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三年持续下跌，下跌幅度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与工业品出产价格价差的扩大，说明利润空间部分被平台公司等服务业分食，工业行业的盈利能力被挤压。三是尽管主营业务成本随着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下滑，但工业企业成本收入比不降反升。工业企业成本下降幅度却比不上收入下滑幅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下滑的同时，管理成本和财务成本等增速下滑不明显，导致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
工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深层次原因
当前中国工业经济下行，并非单一因素引起，而是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工业经济下行压力也无法有效纾解。
1.传统增长动力难以持续，而新的动力尚未成为主导力量
需求萎缩是造成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直接原因。从三大需求来看，消费、投资、净出口增速出现了全面下滑。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仅为10.18%，而2014年为14.79%，2003年-2013年平均增速为21.23%；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0.6%，而2014年为10.90%，2003年-2013年平均增速为12.57%；2015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金额增速为-7.47%，而2014年为5.28%，2003年-2013年平均增速为22.29%；201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金额增速为-11.64%，而2014年为3.84%，2003年-2013年平均增速为15.59%。比较来看，进出口增速下滑幅度最大，其次是投资，最后是消费。需求萎缩是全球经济低迷的结果，生产开工不足造成投资和进出口萎缩，而消费者财富和收入增速的放缓也导致了消费增长的放缓。
投资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拉动力量，尤其是2000年以来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过程，2000年以后超过了最终消费，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量。据测算，1978年-1990年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形成贡献率均值为30.38%，比最终消费贡献率均值低32.53个百分点；1991年-2000年资本形成贡献率均值上升到36.24%，比最终消费贡献率均值低20.57个百分点；2001年-2013年资本形成贡献率均值进一步上升到52.09%，比最终消费贡献率均值高6.97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投资率高于各种分类的“国际平均水平”，无论采取怎样的“一致性”（收入、文化传统、地理、发展阶段）分类标准，我国的投资率均远高于各种分类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水平，也超过各类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引导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绿色技术、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将直接带动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事实上，从西方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当中，都经历过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的过程。然而目前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短期之内尚难以弥补投资增速的下滑，从而难以代替投资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拉动力。从产业来看，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能源、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增速已经在放缓，但代表产业未来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尚小，难以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2.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升级不畅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制造已建立起竞争力较强，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且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中国制造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结构性矛盾，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严峻挑战。很多行业中普遍存在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的问题。一方面社会资本大量向一些行业集中，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很多产业的产能利用率都低于70%，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甚至不足50%；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水平落后、体制机制不顺等原因，很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甚至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高端环节，同样依赖于大量进口。例如，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提到，中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但却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就像最简单的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
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最主要风险点之一。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的经济效益持续恶化，潜在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另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占据了大量优质资源，挤压了其他有利于经济转型行业的企业生长空间，抑制了全行业生产率的提升。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除了经常谈到的体制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型升级不畅造成企业无法从低端向高端延伸，只能在低端环节进行恶性竞争。反过来，恶性竞争又进一步削弱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加剧了产能过剩。因此，对现阶段的中国工业来讲，要想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实现从产业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延伸。
3.企业活力不足原因在于经济运行机制失调
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保障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者通常认为一个良好的经济机制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是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有效的利用信息和激励相容。目前来看，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机制尚存在大量运行不畅的环节。一是尚未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主体感受的偏离，为了刺激经济，国家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供给，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却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困境。在很多情况下，金融发展无法有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资源也无法在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间顺畅流动，一些资本收益率高的行业因为存在国有企业垄断等原因，导致了私营资本无法有效进入。二是信息的传递和利用效率低下。很多情况下，市场价格的变化难以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有效地传导，企业难以根据价格信息对自身经营活动进行快速调整，从而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三是激励效应不足。虽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引领下，企业的创新意愿大大加强，然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很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尚缺乏创新的动力，整个经济活力尚未完全发挥。
企业活力不足是当前工业经济增长面临的核心问题。一是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机制问题，也正因如此，国家正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但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很多困难，例如如何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资产混合等。二是中小企业活力不足。中小企业活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赚钱机会太多”，很多情况下企业可以“赚一笔就走”，企业家不愿意专注于做实业。据调研来看，凡是专心做实业，坚持几年的企业往往能够在转型升级上取得良好效果，在现阶段宏观经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反，那些不断投机于房市、股市的企业，往往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
4.制造业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在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里，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然而，到了今天这种优势已经逐步丧失。目前中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工人工资水平已远超东南亚国家。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2013年12月-2014年1月所做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基本工资为495美元，分别是吉隆坡、雅加达、马尼拉、曼谷、河内、金边、仰光、达卡、新德里、孟买、卡拉奇、科隆坡的1.15倍、2.05倍、1.88倍、1.35倍、3.19倍、4.9倍、6.97倍、5.76倍、2.2倍、2.38倍、3.21倍和3.8倍。另外，即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也不明显。目前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在人工成本上还具有一定优势，但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资金成本、能源成本、配件成本等均高于美国。成本优势逐步丧失的同时，以高附加值为基础的新优势却尚未形成，导致了竞争优势断档，具体表现为出口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则整个国家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成本的加快上升导致我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从而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尤其是一些外向型产业，面临着竞争优势断档的风险。2015年4月份以来，工业品出口交货值持续负增长，一方面与全球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制造业成本上升、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削弱有关。然而，长远来看，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应当体现在低劳动力成本上，而是体现在庞大的产业门类、超强的综合配套能力，以及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上。一些低端产业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相比之下，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确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环节。在这些环节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对传统的生产模式进行彻底的颠覆，改变了产业竞争规则，打乱了我国传统的赶超性发展路径。这种情况下，中国应积极融入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的双重提升。
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政策建议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不仅需要保持工业经济发展的平稳，也要着力促进改革和转型，应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结合起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为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1.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在全球掀起“以技术创新带动再工业化”浪潮之际，我国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上的优势，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一是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积极培养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品，同时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健全新技术标准体系，加强新技术产品的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二是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观念。鼓励企业开展人才交流和国际培训，加快形成自主创新的倒逼机制，建立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要高度重视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三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不断重塑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完善市场机制，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以竞争政策来引导和激励创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促进消费升级
目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将渐成主流。然而，这种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要从三个层面来释放。第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汇聚城市，将在城市产生巨大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使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能够更好地发育，在城市能获得相对于农村工资更高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第二，鼓励业态创新。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往往依赖于新的业态来满足，而且新的业态又能够进一步催生消费者新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要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品，鼓励业态创新，通过新供给来催生新的消费需求，引导消费向智能、绿色、健康的方向发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适应消费者对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第三，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促使市场竞争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
3.拓宽投资领域
投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两种不同层次的概念。二者均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计算投资回报率。不同的是，经济效益仅仅考虑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更多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企业的一种个体理性；而综合效益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而且需要考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包括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经济长远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等多维目标，不仅需要考虑今天的成本和收益比较，而且需要考虑明天的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国家的一种集体理性。因此，政府做出经济效差，但社会效益好的投资项目决定，是非常合理的，恰恰符合了政府的角色定位。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严重的产业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问题，很多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还比较落后，众多民生问题也依赖于投资才能解决，因此未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有较大空间。具体来看，可从三个方面着力：第一，加大民生项目投资，包括教育、医疗、地方道路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宽带网络线路、信息通讯、铁路交通等；第二，加大对科技项目投资，包括一些重大的共性技术、新一轮工业革命相关技术、国防科学技术等；第三，加大对环保项目投资，包括先进环保技术和装备、环保产品、环保服务等。
4.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工业中很多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机制问题，因此“以改革促调整”是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途径。一是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抓手。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理顺市场竞争秩序、赋予微观主体平等市场地位的根本途径，因此应集中力量、排除困难，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推进，将能够大大促进其他改革的进程。二是着重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当前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关口，国家应不断强化市场竞争对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以公平竞争激发企业活力。转变“特区、特惠”的传统思路，尽量出台普惠性的产业政策，最大限度缓解微观主体内部的不平衡心态；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条件让民企与国企更加公平地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市场监管，以信息化提高市场竞争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三是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对于体制机制改革来讲，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了顶层设计，改革就缺少了方向，甚至会被利益阶层绑架，使改革“误入歧途”；如果缺少了基层创新，改革就缺少了活力，不利于调动基层创造力，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现阶段国家应尽快出台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应限于改革方向和基本的框架机制，而对于细致的机制设计，则应更多交由基层创新完成。在一个地区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可以进一步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四是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情况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因素。对于现阶段工业经济来讲，平稳增长是基本保障，但改革突破是突出成就，因此应鼓励地方政府开拓创新、推进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评价地方政府绩效。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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