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文政
黄文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人口学者、专栏作家，《中国人可以多生》一书作者之一，“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中国或将长期面临人口坍塌
中国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低于更替水平，迄今已超过20年。通俗地说，生育率可大致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2011、2012、2013年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18、1.04、1.26、1.24，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根据人口普查的完整数据回测历史生育率，可以验证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虽有低估，但低估程度有限。即便被低估10%，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根据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在2.2左右。在此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数将萎缩36%（1.4/2.2）。
在182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5%，目前不到19.0%，而年出生人口仅占12.0%。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萎缩44.3%，而生育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生育率相对世界水平不变，在这两种因素叠加下，只要一代人（即25-30年）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3%[（1-0.443）×0.5×12%]。假设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能将生育率相对提高50%，中国年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也仅有5%。
由于低生育率具有巨大惯性，并不是放开生育就能恢复正常。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时，中国出生人口乃至最终总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中国人口坍塌将是未来一两百年内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伴随长期低生育率的是严重的少子化。从1982年到2014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6%降到16.5%，远低于世界平均的27%，不到印度34.4%的一半，也低于美国的21%。同期，中国0-14岁人口总量也从3.4亿萎缩到2.2亿。除非鼓励生育能大幅提升生育率，否则0-14岁人口的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将进一步快速下滑。
长期低生育率的另一个后果是严重的老龄化。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比例为15.5%，并在未来数十年将直线上升至40%左右，可能让中国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全球仅处于中间水平，未来老龄化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是生育率的快速、大幅下降和持续的低水平。
扭转人口颓势极其艰难
各种调查显示，中国生育意愿已远低于更替水平，而生理原因和现实压力，会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意愿孩子数都超过2，实际生育率却不到1.45。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这背后是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并脱离了之前的生育氛围。
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家庭的生育观念。在其他低生育率国家，父母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不会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在中国城市，父母现在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考虑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农村则在向城市看齐。这种将一孩当成默认选择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印证了生育意愿十分低下的判断。根据我们在《从单独二孩实施效果看逆转人口政策的紧迫性》一文的估算，该政策实施满一年后的实际新增人口最多只有国家卫计委在政策实施之前所预测的约200万的三分之一，而且申请人数在第二年会进一步减少。实际上，在2013年11月15日单独二孩政策公布的当天，我们就曾撰文预测，放开单独二孩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是杯水车薪。
不管是否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中国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中华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人类发展程度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更低。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把一孩当成正常生育状态，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是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的现象。
长期低生育具有恶性循环的惯性。当父母只有一两个孩子时，会全力为孩子付出，推高单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现在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的原因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形成恶性循环。
而长期低生育率加剧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沉重，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又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城市里的独生子女夫妻，通常需要照顾四个老人。而且，教育程度的提升，会推迟初次生育的年龄，等到他们认为有能力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四个老人中只要一个出现身体问题就会让他们疲于奔命，不会有精力和意愿生育维持社会正常繁衍所需要的第二、第三个孩子。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后才能体现。因此，低生育率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人口坍塌对中国发展釜底抽薪
由于早年的生育率较高，中国人口依然面临着有限的增长，但未来则会面临极度老化和加速萎缩。我们在各个媒体的近百篇文章已经详细论述，这种人口坍塌的趋势不仅不能缓解资源环境、粮食安全、城市拥挤等问题，更会严重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乃至民族复兴。支持人口减少有利于中国的所有论点，其实都似是而非，没有一条站得住脚。
一个人从出生算起，要20多年才能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所以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的生活，并为此努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的核心优势，却被人为消减。随着人口的加速老化和未来人口的急剧衰减，消费和生产将同步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可能步入衰微；国内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的动力和财力弱化，现有设施面临日益老化甚至废弃。
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其他条件不变，长期来看，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6%，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日本经济颓势的根本原因是低生育率长期导致人口深度老化和数量萎缩。我国东北地区的生育率在全国各大区域中最低，并且人口外流，而近年东北的人均GDP增长也在全国垫底。实际上，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
科技创新和创业是中国经济提升的希望。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人口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更旺盛。而且，年轻人口比例减少，创新和创业活力会以更大幅度衰减。此外，严重老龄化导致社会抚养压力持续上升，财政状况恶化，挤压对科技的投入。
因为技术、制度和城市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会相对快速地进步，GDP总量会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人均GDP则会稳定在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在更持久、更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人口的内爆性衰减将抑制中国的上升空间。如果生育状况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无法改观，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将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其规模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后果将是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萎缩，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到21世纪末，由于人口规模大幅衰减，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又会被美国反超，而人均GDP也会因为人口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弱化而受到负面影响。
现在是扭转人口颓势的最后机会
全面放开生育之后，生育率只会在头两三年因生育堆积的释放达到或接近更替水平，但出生人口峰值将远低于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要适当投入就可以应对峰值压力，长远的回报将远大于有限的投入。很多70后女性的生育期面临终止，全面放开生育可以尽量避免她们人生的遗憾和未来可能的家庭悲剧。堆积反弹恰恰是缓解中国未来人口危机的一剂良药，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反弹太小。
紧随堆积反弹的将是出生人数的再次萎缩。如果之后大力鼓励生育，成功地在一二十年内将生育率提升并维持至更替水平附近，未来还可勉强将年出生人口维持在1000万以上；在80岁的预期寿命下，这意味着中国还能维持八九亿的人口规模，占世界人口7%-10%。届时，虽然中国的相对地位与人口占世界20%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但还能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不会被边缘化。
如果错过这几年，数量众多的70后甚至80后女性的生育力将大幅下降，届时仅依靠人数本来就在快速萎缩而且生育意愿更低的90后，中国出生人口只会不断走低。即便今后大力鼓励生育，中国人口最终也难以维持在世界的5%，更大可能是下坠到3%以下。从人口结构来看，20到30年后中国将陷入空前的深度老龄化。中国目前的年出生人口比1990年代初已萎缩了40%以上，损失近半。如果人口政策再不逆转，在未来一二十年，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年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1600万左右坠至1000万以下。现在是扭转人口颓势的最后一次机会。
目前，大量年轻夫妻还未面临赡养父母的情感和现实压力。如果此时能释放70后和80后有限的堆积生育意愿，他们现在生育的孩子在20年后正好成人。如果再拖延几年，等到70后和80后的父母年迈，赡养压力大增的育龄家庭即使有心，也无力生育更多孩子。此外，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都将捉襟见肘，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中国生育意愿已处于世界最低之列，真正需要的是大力鼓励生育。只放开二孩远远不够，因为这依然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一般人直观上会严重高估生育率。假设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那么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种生育状态下，来自“超生”的三孩家庭的孩子占一半，而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再考虑到1/8的不婚不孕不育比例，生育率只有1.75，在2.2的更替水平下，每一代人减少20%（即1-1.75/2.2）。换言之，如果周围的孩子有一半是来自三孩的“超生”家庭，只有1/6是独生子女，人口不仅不会膨胀，反而还会以每代减少20%的速度萎缩。
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们感觉三孩四孩很普遍时，生育率才能勉强达到更替水平；当两孩家庭占主流时，生育率其实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当独生子女比例很高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这也意味着，需要大量家庭生育三孩、四孩，才能弥补一些家庭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所造成的亏缺。但实际上，中国目前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的夫妻寥寥无几。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应该是创造条件让愿意多生的家庭满足愿望。
几乎所有的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都把婴儿潮当成社会福祉，生育意愿如此低迷的中国更应如此。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伊朗分别于1949、1962、1964、1970、1989年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抑制生育，抑制政策分别持续了25、34、26、18、13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分别于20、9、15年后开始实施鼓励政策，（下转43页）
（上接40页）新加坡和伊朗则是在停止生育抑制政策时，立即转为鼓励生育。但几乎没有国家（地区）能够成功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过去一两年，人口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热点。公众对生育限制的立场正在快速逆转，随着人口老化、家庭失独、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日趋严重，质疑限制生育政策的声音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政府应变被动为主动，在民意还未完全清晰之前，就人口政策逆转作出重大宣示。错过当前的宝贵时机，将严重损害社会对政府判断力的信心，甚至可能最终演变成危机。
具体建议
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威胁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中央在人口政策上进行重大逆转，全力应对。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尽快召集相关专家进行充分交流，澄清对人口问题的疑问。在充分把握人口形势的基础上，就人口政策的转变作出重大宣示。全国人大启动修改或者废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程序。在此之前，暂停征收社会抚养费，并在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虚化生育限制规定。转变计划生育部门的职能。
对计划生育的历史评价，应审慎研究。最有担当和魄力的做法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局限，并在政策上与之切割，这样可以争取长期主动。但考虑到政策延续性，也可以广义解释计划生育，这种做法短期风险要小些，但未来也会更被动。
成立直接向中央负责的工作机构，统一部署人口政策调整，并处理家庭失独、已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和计划生育黑户等遗留问题。成立常设性的专家委员会，向该工作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鉴于其思维惯性和历史包袱，特别是利益相关性，计划生育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中，应尽量回避。由于放开生育限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生育堆积，现在就应着手规划配置生育、托儿、教育等公共资源。
人口政策的宏观目标应该是维持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为此，需要根据年出生人口萎缩情况，逐步加大鼓励生育的力度。具体措施可包括，将政绩考核与生育率实质提升挂钩；将税收和财政分配与人口规模更直接挂钩；确保教育资源的规划和配置足以维持可持续地生育状态；将幼儿园甚至托儿服务纳入义务教育；未来的养老金分配让养育更多孩子的父母获得更高的收益。
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很多国家对生育实行累进制奖励，比如重奖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让父亲和母亲享受相同的产假，则可降低母亲的生育负担并消除工作性别歧视。推动社会恢复正常的人口观与生育观，特别是对教科书的相关内容进行全面核查和修改；考虑设立生育节，促进健康的生育文化。整个政策方向是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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