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明朝建立后，经济又在前代基础上得到了发展，然而经济结构中农业经济占比高达90%，如不能调整结构实现转型，生产力发展将受到严重阻碍。但是，与同时期欧洲一些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不同，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与经济转型背道而行的政策，错失了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
结构单一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经济上加重剥削，又经历了长达20年的战乱，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土地荒芜，人口快速下降，尽管朝廷想尽各种办法催征税粮，每年能收上来的也仅有1200万石。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善于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加上他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又亲身经历了战争，所以知道百姓最关切的是什么，他登基以后，一直倡导重农富民的思想，尤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认为“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与食也”，通过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使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土地总面积为850多万顷，是元朝末年的4倍多，朝廷征收的税粮3200多万石，是元朝末年的270%。
这一时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飞速发展，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近5万处，浚河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这些都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增添了后劲。
但是，明朝经济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据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初探》，整个明代“基本是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大部分时间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让人想起了俄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研究后提出的理论，他认为农业部门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0%是不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结构比例的极限。对应这个标准，明朝经济结构存在着很大问题，是一种低效益的农业经济。
转型机遇
与明朝同时期的欧洲正处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中，其中步伐最快的是英国，其特点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显著进步，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通过圈地运动、新航路带来的海外贸易以及全球范围内商业网络的建立，一步步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经过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收入在这些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GDP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工业革命开始前的1700年，农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总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了40%，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及以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转型浪潮有着很强的现实基础，以农业为代表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发展潜力将越来越有限，为了解放生产力，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欧洲一些国家率先推进工业革命，突破了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使经济发展实现了由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变。
经济发展的这种潮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的明朝，有个别地区也出现了手工业、商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总体来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只是局部的、自发的，没有形成趋势，也没有改变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位置的现状。根据《明代GDP初探》的研究，明朝中期手工业和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到了王朝后期，农业比重又重新上升，手工业和商业最终没有发展壮大起来”。
面对外部汹涌澎湃的变革浪潮，明朝的经济还在按照传统的方式缓慢发展，《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分析过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认为中国虽然一向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土地肥沃，人民勤恳，但它的经济发展似乎停滞了，以至于看到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与500年前客居该国的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背道而行
是什么原因让明朝丧失了这次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机遇？
简单地说，是明朝政府没有看到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主动抓住机遇，还从强化封建统治的惯性思维出发，实施了一系列扼制经济转型的政策。
首先，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打压商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国古代一向重视农业，历代君王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朱元璋也继承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给予强化，他把农业称为“本”，把商业、手工业称为“末”，认为“崇本而怯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在具体政策上，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一般农民很难脱离本户籍去经商，而商人想去外地经营手续也十分繁杂。商人要承担很重的税，明初规定三十税一，到万历时提高到十税一，天启、崇祯时还继续增加，沉重的商税让商户们苦不堪言，有的倒闭，有的转向农业生产。政策的歧视、社会的鄙视和沉重的税役，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贱商”的氛围。
其次，厉行专卖，对市场交易行为横加限制。明朝是专卖制度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大明律》首次设“盐法”、“茶法”专条，规定对盐、茶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商、茶商必须取得“盐引”、“茶引”等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罪、私茶罪，处罚手段极为严厉。不仅传统的生活必须品盐和茶叶纳入专卖，像金、银、铜、锡、硝、硫磺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再次，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严重不足。欧洲一些国家当时实现经济转型的一条重要渠道是大力推行转口贸易，拓展海外市场，从而快速积累财富。明朝统治者缺乏海洋意识，虽然也曾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拓展对外贸易，更没有看到海外市场中潜藏的巨大商机，他们担心国门打开后会影响到自身统治，所以推行了海禁政策。朱元璋在位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以后历代皇帝都加以强调。由于缺少海外市场，国内生产出来的商品缺乏足够销路，手工业进一步被打击，无法发展壮大。
明朝的统治者采取上述抑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未必都有着强烈而清晰的动机，很多政策只是“总结”所谓前代得失而来的，是农业经济环境下习惯思维所致。但明朝统治者没有看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正在悄悄改变，前代的成败得失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用世界的眼光重新看待中国、审视自身。
明朝的统治者显然缺乏这样的眼光，从而轻易地浪费了一次重要的转型机遇。
严重后果
由于未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整个明代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根据现代学者的推算，整个明代的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3%，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说法。
而同时期人口在迅速增长，明朝刚建立时人口大约是6500万，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人口已增至1.5亿，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结果，经济虽然还有一些缓慢增长，但增量被人口增长抵消，人均水平保持不变甚至有所降低。
200多年前英国牧师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原理》，其中提到了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认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又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解决这个矛盾，多增加的人口总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这里的“某种方式”包括了战争等手段，这个理论尽管存在争议，但用它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恰当不过了。
明朝错失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机遇，受影响的也不仅限于本朝。由于经济结构始终单一，从而影响到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间接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百年屈辱，清朝晚期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想通过洋务运动等途径实现经济的转型，但世界列强那时已纷纷做强做大，它们只想把中国当成纯粹的市场和被剥夺的对象，不再考虑与中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因而中国经济转型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从明朝到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一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发达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已经完成了，中国经济结构低效、单一的局面仍未能扭转，那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仍然高达60%-70%，农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80%以上。
明朝错失经济结构转型的机遇值得进一步去思考。机遇对所有人本来都是平等的，但有的人能抓住，有的人抓不住，而机遇又不会总在那里等你去抓 ，这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古人总结出的这句话看似平淡平常，仔细品味却是那么深邃深刻。
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战略机遇，有了战略机遇便不能随便浪费，浪费就会付出代价。有时候这个代价是如此之重，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