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财富之谜及速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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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

 

隋朝灭亡缘于暴政,缘于不节制的大兴土木和对外战争。然而,作为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隋朝的统治者为何如此缺乏政治智慧?有人说,凡经历百年纷乱而建立起的统一王朝大多短命或多乱,战国后的秦朝、三国后的晋朝、南北朝后的隋朝莫不如此,难道真有这样的历史“潜规律”?

财富之谜

公元581年2月,9岁的北周静帝宇文衍下诏把皇位“禅让”给他的丞相、陕西华阴人杨坚,杨坚改国号为隋,建年号开皇。史载,这一天长安城上空有祥云升起。

7年后,隋朝大军南征灭掉了陈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3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杨坚是个“马上皇帝”,为统一天下,他取北周、灭北齐,战突厥、吐谷浑,南征陈朝,几乎年年打仗,加上对各种势力时而拉拢、和亲,对部下赏赐,样样都花钱。战乱对经济破坏很严重,按理说杨坚是个“穷皇帝”,日子能揭开锅己经算不错了。

但是,隋朝却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年),距灭掉南陈也就三四年光景,杨坚便接到户部报告说“府库皆满”,收上来的东西多得都没处放了,这让杨坚自己都觉得奇怪:“朝廷实行的是薄赋政策,近年来又不断大赐将相,怎么还有这么多钱?”
这不是户部官员哄领导开心,隋朝建国初始财政收入就十分惊人,朝廷府库中积聚了庞大的粟帛,确实没地方存放了。杨坚于是下令在各地修建了许多仓库,著名的有兴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每个仓库存储粮食都在百万石以上。但这些还不够用,杨坚在位末期,又出现了“府藏皆满,无所容”,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登基时,全国的官仓储备足够国家50年支用,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达到的经济奇迹。隋朝灭亡20年后的唐贞观十一年,大臣马周向唐太宗李世民报告:“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

过了20年了还在吃隋朝的粮食?这不是夸张,近代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1969年,洛阳发现了隋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平方米,探出259个粮窖,仅其中1个粮窖里就有炭化的谷子50万斤。

经历长期战乱而建立的王朝初始阶段大多拮据,汉初经济一片萧条,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毛色一样的4匹马,有的大臣只得乘牛车。对照一下,隋朝的经济成就可谓异军突起,所以元代经济学家马端临指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也说:“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

问题是,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从哪里来的?

国富民穷

隋朝的巨大财富,简单地说是来自于改革。

隋朝建立时,摆在杨坚面前的也是个烂摊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人口减少,财政困难。为巩固统治,杨坚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

在土地政策上,隋朝推出了著名的均田制,打破了南北朝以来士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的局面,规定年满18岁的丁男每人受露田80亩,妇人40亩,就连奴婢都依丁男受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赋役政策上,隋朝延续了北朝的租调力役制度,规定年满18岁的成丁才开始纳租调、服徭役,一夫一妻每年纳租粟3石、绢1匹、绵3两或布6丈、麻3斤,单丁和奴婢减半。此外,成丁男子每年服徭役1个月,后改为自21岁起每年服役20天。

正如杨坚本人所认为的那样,隋朝实行的是一种薄税制,单从政策来看,民众的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休养生息。不过,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隋朝还推出了许多配套措施,重点是整顿人户、清查户口,在这方面突出的是“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政策。

南北朝以来各地隐瞒人口或“诈老诈小”现象十分突出,造成纳税人口大量减少。为防止舞弊,隋朝在清查户籍时建立了人口档案,那时没有照像技术,没办法在档案上贴像片,就把每个人的长相用文字描述下来,记述其体貌特征,防止谎报年龄,这就是“大索貌阅”。

有些税赋是按户收取的,为了逃税民间出现了“民多荫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怪现象,隋朝推出一项政策,规定每年正月五日由各地的县令派人到乡村,以300家至500家组为一团,依据每家资产情况确定户数和纳税标准,写成簿籍,这就是“输籍定样”,防止逃税和地方官员暗中做手脚。

隋初辖区内仅359万户,加上灭陈后增加的50万户,全国总户数不过400万户多一点。到隋大业二年(606年),全国总户数已增加到897万户,10多年增加了一倍多,总人口数更是超过了4600万。这当然得宜于国家统一、社会逐步稳定的大环境,但这种超反常的增长更多是户籍改革带来的。

纳税标准虽有所降低,但纳税人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自然也有了快速增长,社会所实际承担的税赋总额没有减少。正常的税赋之外,隋朝还推出了所谓义仓制度,规定农户平均每年要向“义仓”缴粮0.7石,相当于税收之外的“乱收费”,国家粮食储备大幅增加,百姓的负担却进一步加重。

对于隋朝的巨大财富,认为来自于发展经济、休养生息,至多对了一半;认为来自于轻徭薄赋的政策,则与论题相好相反;认为来自于隋文帝推行节俭、财富是省出来的,显然没抓住重点。

隋朝的国家财富短期急骤增长,一部分来自于统一环境下经济的逐步恢复,另一部分主要来自于财税政策、户籍政策的改革,说得直白些是“与民争利”的结果。

管理不善

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财富本身没有错,是个好东西。
但是,有财富还必须会管理,既不能因一夜暴富而迷失,也不能因为有钱而“任性”。多少成败都与财富有关,有人因富而骄,有人为富不仁,有人学会了挥霍,有人走上了歧途。
作为一个王朝,因为太有钱而迷失方向的似乎还没有,不过隋朝是个例外。
隋朝是个“任性”的王朝,尤其皇位传到杨广手里时,看到国家富有,以为这就是强大,是盛世来了,所以生活由节俭变得奢侈,又不节制地大兴起土木、大肆发动对外战争,导致国力迅速下降。
杨广即位不久就下令修建东都洛阳,这项工程有多大呢?仅为此修建的一处运输材料用的壕沟就接近1000公里,调发数十万人才修成,洛阳城本身的规模就可想而知了。据史料记载,参加洛阳城修建的人工每月都保持在200万人,该工程最后总耗费工时为男丁2800万/月工,其间大量民工死亡,“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比这项工程还要大的至少有两个,就是人所共知的开挖大运河和重修长城工程,这两项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是几个简单的数字所能概括的,任何封建王朝试图完成其中一项都必须经过长期准备,启动这样的工程势必慎之又慎,而杨广随意上马,几乎同时开工,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杨广还好大喜功,在启动大运河工程的第二年就发动了一场著名的对外战争,率113万人御驾亲征高丽,这一仗成本很高,仅负责粮草运输的民工就是军人的1倍多,最后35万军队到达前线,由于劳师远征,加上战术失误,打了败仗,只有2000多人生还。

速亡原因

杨广在位只有12年,其中11年是在西巡、南巡以及远征中度过,他以生活奢华著称,三次游幸江都,每次都乘坐高大的龙船,后面跟着数千艘船只,整个巡游队伍多达十几万人。
另一方面,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遇到天灾,“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这时候朝廷府库里非常殷实,但官吏们怕上面追究,不敢发放粮食赈济百姓,造成了天怒人怨。
公元618年4月,宇文化及等人发动兵变,弑杀了已经众叛亲离、失去民心的杨广。两个月后,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隋朝灭亡,国祚仅38年。
盛极一时的隋朝“二世而亡”,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其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首先对隋朝灭亡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的是唐朝统治者。唐太宗贞观年间,隋朝因何灭亡一直是君臣热议的话题,唐朝统治者们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隋朝并不是因为太贫穷而灭亡,按照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隋朝统治者不爱百姓爱府库,所以国家的财富与社会矛盾同步积累,“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明清之际的学者唐甄见解更为深刻:“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权才能巩固。
国家有钱,修建一些基础设施、对外巩固边防本来是正确的国策,但脱离实际走得太快太远就会出问题。如果隋朝统治者立国之初抓住人心思稳的大好局面,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制定符合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让百姓得到实惠、共享财富成果,就不会出现“快速致富”后又迅速灭亡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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