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
1988年7月,纪登奎突然辞世。他心脏病突发,两天内持续加重,终告不治。
纪登奎的葬礼由九号院具体承办。葬礼的规格,是九号院请示中央领导后决定的。这个葬礼不是追悼会,而是遗体告别仪式。当时参加遗体告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秦基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倪志福等。这是高层关于葬礼规格的展示。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参加了遗体告别。在纪登奎发病住院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等,曾到医院看望;华国锋和原政治局委员陈锡联、吴德也先后到医院看望。参加纪登奎遗体告别仪式的有四百人左右,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九号院机关以及下属单位,另一半基本上是他的生前友好、同事、亲友以及工作过的地方代表。据说,关于出席纪登奎葬礼的人数规模,高层也是有控制要求的。
在纪登奎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分发了一份“纪登奎同志生平”。这个生平资料,由九号院的人事部门草拟,然后报送中央组织部修改,最后经高层领导人审定。这份生平资料主要是客观平实的简历介绍,评价性语言着墨不多。比较纪登奎葬礼阵容和生平介绍资料,可以发现,官方关于纪登奎的评价其实是有纠结的。
(一)
在纪登奎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1988年8月3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中部刊发了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纪登奎遗体告别”,并刊登了纪登奎遗像。在这篇短消息下面,刊发了《纪登奎同志生平》。整篇生平介绍约1000字,分为七个段落。其中第一段和第七段的文字包含了官方的概括性评价,中间5段则是对于纪登奎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作情况的介绍。
在官方发表的纪登奎生平中,起首段落共69字,只一句话:“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纪登奎,因病医治无效,于1988年7月3日晚9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显然,前半句是一种概括性的集中评价,或者说是给予他的盖棺之论。最后一段即第七段的文字,篇幅同第一段,有三行82字,最后一句话是:“他参加革命五十多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贡献”前边并没有任何形容词,比如“重要”或者“重大”之类。对照参加遗体告别的领导人规格,包括到医院看望的领导人阵容,显然,这个评价并不高。
在官方发表的生平资料中,纪登奎的身份介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而不是说“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样其中似有深意。通常情况下,官方的此类文告,是先讲曾经的最高职位。纪登奎的“研究员”并不是一种正规职位,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这种职位称呼,好像显示高层有意淡化他曾经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似乎显示了高层对于纪登奎评价的某种纠结。
官方“纪登奎同志生平”介绍,中间五段是分历史时期介绍纪登奎工作经历。起首段落之后,接下来的第二段,是讲抗日战争时期,共五行166字,介绍了抗战期间担任过的主要职务,结尾一句说:“他积极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组织青年参加生产和各项支前工作,为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巩固做出了贡献”;第三段,五行156字,讲解放战争时期,在介绍了历任主要职务后,说纪登奎在担任鲁山县委书记期间,领导的清匪反霸经验得到了推广;第四段,是讲建国后到“文革”前,此段最长,有九行313字,介绍历任职务后提到,1950年代初在许昌地区创造的宣传工作经验被党中央推广;1960年代初领导商丘地区救灾工作,“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变地区面貌做出了贡献,深得群众称赞”。第五段讲“文革”期间,共三行97字,全部行文只介绍了此间担任的各种职务,但是没有任何评价性文字;第六段讲改革以后至逝世,共五行145字,因为此间纪登奎没有具体职务,主要是评价性文字,说到: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全会以来的路线,“诚恳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还说到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积极的建议”。
从官方关于纪登奎生平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之后到“文革”前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均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积极评价,唯独对于“文革”时期的十余年, 没有任何肯定性语言,仅仅是平铺直叙地介绍了担任过的主要职务。但是,从实际上讲,“文革”正是纪登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时期。
关于纪登奎去世后的官方评价,据说家属并没有为了评价措辞问题与有关方面争执。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争执是很多的。一般来说,都是家属不满意官方评价不够高,因而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希望官方给以较高评价,甚至出现家属与官方的僵持局面。纪登奎的家属为什么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原因不清楚。谈到这件事,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曾经对我说,关于纪登奎的生平介绍,在定稿前,中组部有关人士专门征求了家属意见,主要是他代表母亲与官方沟通。关于评价,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和母亲认为,人已故去,官方如何评价已不重要,没有必要去计较。纪坡民只是针对具体事实和职务部分提出了几点意见,其中主要一条是,“生平”资料中没有提及纪登奎担任的任何军方职务,而纪登奎实际上曾多年在北京军区、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位。后来,中组部方面接受了他的一条意见,在历任职务中增加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一项。而纪登奎曾担任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等职务,则没有写到生平介绍中去。有关方面出于何种考虑而淡化纪登奎的军方职务,我们这些外人,包括家属在内,均不得而知。
(二)
作为工作人员,我参加了纪登奎治丧委员会的一些具体工作。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工作人员到得比较早。灵车来到的时候,我站在近旁。一队表情肃穆、军姿庄严的武警战士,以特有的仪式将水晶棺抬下灵车时,我注视着水晶棺里的纪登奎。因为下车时水晶棺倾斜,看到他的头部偏转了一下。突然间,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纪登奎要张开嘴巴说些什么。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梦幻般的想象。晚年的纪登奎十分健谈。在工作相处的时间里,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口若悬河”。对于他的健谈,九号院里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工作人员,都有深刻印象。当时,站在纪登奎的灵车旁边,我想到,从今而后,那些他愿意讲、但没有讲完的故事,再也没有机会讲了;那些他不愿意讲、但是若干年也许会愿意讲的故事,再也没有机会讲了。现在,纪登奎去世已经二十七年。葬礼上的一幕情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记忆里。我甚至想,假如纪登奎活到今天,他的想法也许会有很多变化,那些他当年不肯涉及的故事现在他会讲得更多,甚至会愿意写出来。
纪登奎的辞世如此突然,一如他在中国政坛的突然崛起。本来,他计划这年暑期在北戴河休息期间,着手准备回忆录的写作。他跟我讲到这个计划时,我曾经表示愿意协助他,跟他一起去北戴河。当然,我当时提出这样的想法,主要不是我认为他的回忆录有多么重要,而更多的是向往北戴河暑期休闲。因为那两年,我对于在秘书处的工作已经相当厌倦,很希望趁此机会过一段轻松的日子。我为纪登奎做秘书工作并非专职,如果不是陪同农村调研,暑期到北戴河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让我去的。但是,纪登奎显然看不上我,说:“你太年轻了,不适合。我准备先从河南工作时期搞起,让我当地委书记时的一个秘书来帮忙。”他当时想主要整理在河南担任地委书记、企业厂长书记和省委副书记的工作经历。他提到的这个秘书,我也知道,当时已经成为一个作家,我曾经读过他的作品。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认为我没有能力帮助他整理回忆录,这是我事先也想到的,我也想到他会拒绝我,但还是心存侥幸,想再努力一下。因为,1987年秋天时写作粮食问题调查报告,我的表现令他失望。本来,他安排我来执笔写第一稿,但是,我实在力不从心,不堪重任,最后变成了他本人执笔,我只是收集整理数据资料。
“秘书”作为行当,其实内部又有很多“工种”,低端工种就是收发文件、打打电话、安排一下工作行程等等,高端工种则是秉笔写作、出谋划策。显然,我当时能做的秘书工作,属于低端工种。更何况,以纪登奎当时的境况,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秘书”。当时,我居然提出跟他去北戴河写回忆录的想法,现在想来也是勇气可嘉,虽被拒绝,但是不以为意。
(三)
我与纪登奎在一起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他自己挑起话题,然后讲得滔滔不绝。这与其他高级干部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高级干部在年轻人面前通常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与资历相当者在一起的时候才侃侃而谈。更有一些现职部长,基本上不搭理我这样的青年人,除非有事情要交待我去做,而且表情上,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那种故作高深的傲慢。纪登奎则非常不同,不因为我是一个青年人而不屑于谈论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但是,他谈话的特点是,在他说话的时候,并不轻易回应我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对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通常不理会,而是继续讲他的。但是,如果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却听得很认真,表现出强烈兴趣,或者说,他很在意年轻人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他的这种特点,在一段时间内我很不适应,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这种感受。
我最后一次去家里给纪登奎送文件,先陪他在院子里散步一会儿,他讲最近读了一些历史书,特别是讲德国历史的书。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书柜都是世界历史。我离开的时候,他陪我一起走出前院,来到后院,站在院子大门口,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国家要出大事了。”我听了他的话,满腹狐疑,站下来看着他,想听他继续说。他却看了司机老张一眼,又拍着我的肩膀说:“上车吧,再见。”我到现在也没有明白,他所说的“大事”所指何事。
一段日子里,纪登奎为什么会突然去世,成为九号院里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不错。我随同他出差到外地,日常生活上不需别人照料,甚至上下车时他自己都争先提行李。有人将他的突然离世,归结为官场失意后心情抑郁。以我对纪登奎日常生活的观察,看不出他有多么忧郁,但是,我也不能说他内心深处没有忧郁。官场失意未必很忧郁,苏东坡就是在官场失意后变得达观,写出来一些空灵超脱的名篇佳作,而且,翻检苏东坡的诗文,可以发现,晚年一贬再贬,贬所越来越偏远,以至于最后到了海南岛那样的蛮荒之地,但是,苏东坡却表现得越来越达观超脱。官场失意和心情抑郁并不必然联系。而且,心情抑郁也未必导致心脏病突发。纪登奎去世后,他的夫人王纯曾对我说:“我很后悔那天与老纪拌嘴,如果不是我们争执了几句,也许他就不会发病。”说到拌嘴,其实也是为了一点生活上琐事,而且争执中两个人居然比起了“革命资历”,因为他们两个人过去是“战友”,都是抗战初期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纪登奎的突然去世,也在九号院里引起震惊和感慨,一些老干部的感慨更多。在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纪登奎是相当年轻的。纪登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的年龄,是在四十六岁到五十七岁之间。他进入九号院的时候才六十岁,当时九号院里一些资深部长,如杜润生、武少文、杨珏等,都是七十岁左右了。纪登奎去世后,我在武少文办公室汇报工作,他感慨地说:“登奎同志比我整整小十岁,说走就走了。我去一次八宝山送老朋友,就心里多一次感悟。功名利禄,官场沉浮,都是过眼烟云。有什么想不开的,多去参加两次追悼会,就什么都想开了。”说罢,他念叨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武部长193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读英文系,是个文学素养很高的人,闲暇时经常与我谈诗论词。从纪登奎的官场生涯,我们又聊到苏东坡的官场遭遇。苏东坡曾经做过尚书(相当于部长),屡次遭贬,曾有词云:“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确实,历史本身如梦境一般,留下来的是种种悲欢恩怨故事。但是,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重温和解读,却会有不同的思索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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