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原松华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成共识，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大家关注是否会出现通缩？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或均衡点在什么地方？经济增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挑战？挖掘未来增长潜力的着力点在哪里？
3月21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之经济峰会上，来自境内外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把脉。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延续了回落的态势，7.4%的增长是最近一些年来的新低，但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与参会嘉宾分享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看法时表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正在转变为一个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内需、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
“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是中国下一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刘世锦说。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但通过努力全年仍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
未来10年经济年均大体上将达到6.2%左右，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将继续升级，第三产业的比重将上升到6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在35%左右，第一产业会降到5%左右。供给结构将会进一步升级，资本的投入会逐步降低，劳动力贡献增长比重会比较低，但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0%左右上升到2024年的40%左右。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低于7%，到了2020年以后会低于6%。
最近几年商品住宅投资的实际增速在5%偏高的水平上，大概到2020年左右会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增速会放缓，铁路里程数、公路营运里程数将有所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的占比，大体在15%以下。汽车销售应该比较稳定，将达到3000万辆左右，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但会逐步朝下走。未来10年的外需增长还有一定的空间；潜在的人力资本在2023年、2024年左右将达到一个峰值，在这之前尽管中国的人口增量在下降，但国民受教育的程度在提升，人力资本的总量还呈上升的态势。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978年至2013年年均增长达到3.6%，但根据国际经验，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并考虑到TFP的顺周期特性，2015年至2024年中国TFP的平均增速预计在2%左右。
一直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预期还是8%左右。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2014年，30多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是9.7%，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到2014年回落至7.4%，继续下行的压力还非常大。今年以及未来中国会维持多高的增长速度?在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增长的目标是7%左右，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而且很可能会在7%以上。
“我认为不仅2015年是在7%或者更高，很可能在2016年－2020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政府所定的目标也可能是在7%左右，而实际达到的也可能会超过7%。”林毅夫说。
做出这种分析判断源于购买力平价计算。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如何挖掘潜力变成现实增长。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5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中国跟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技术产业差距。一个衡量后发优势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人均GDP水平的差距。中国2014年人均GDP水平，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不过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3%－14%左右，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差不多是美国的25%。而那些懂得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取得的经济发展速度在8%－9%之间。从这样一个差距水平来看，中国还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达到8%的经济增长潜力。政府的债务水平达到GDP的40%左右，民间的储蓄率达到将近50%，再加上中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些有利因素加起来，实现7%的增长速度完全是有可能的。
现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3%，如果中国维持7%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就将近1个百分点。而全球的经济增长在3%-4%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今年和未来的一段时间，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应该可以达到25%-30%，所以中国仍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
“新常态”必然包含向更优质增长的转型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来说，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均属不容易。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困难的转型和过渡，这个转型是非常复杂的，不仅仅需要转变经济的推动力，还有在应对旧体制的惯性方面将遇到巨大的压力。”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 · 罗奇说：“如果把今天的经济作为新常态可能有一点过于乐观了，甚至有一点点自满，这恰恰是让我感到担忧的。而事实上这种经济的转型在未来10年需要花大力气去实现。我们关注的应该是更好地管理过渡，进入新常态的过渡。”
在罗奇看来，未来20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会逐渐下降，随着投资从制造业出口转向服务业和消费，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它的增长率都会下降。罗奇称新常态为“下一个中国”。实现新常态的路线图是中国经济的三大组成部分，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支柱。在“十二五”规划中，预计到今年底服务业占比将达到47%，实际上2014年服务业占比已达到48%，超过了预期。预计2015年服务业占比将达到GDP的60%，在2035年达到70%。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加起来的规模。在未来10到15年的时间里，还会逐渐实现这样一个过渡。
基于转型的挑战，罗奇表示，事实上中国还没有进入新常态，但最终会进入新常态，过去3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一些强劲的要素改变将成为一些新的推动力。在落实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应对旧体制的惯性方面，事实上将遇到巨大的压力。中国应对的最大挑战是结构性改革的韧性或是惰性，现在应该是进入新常态的过渡，庆祝还为时过早。”
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与罗奇一样审慎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会比想象的更加严峻。首先是中国经济从出口到投资逐渐地转向消费，做了比较好的再平衡的工作，但这种再平衡是通过增加投资实现的，2008年投资达到了42%，目前朝着50%的水平在发展，这种投资显然已经太高。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每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而且不断地进行资本存量的投资，无论是居民住房的投资或是产能过剩的制造业方面的投资。鲁比尼分析这会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呆坏账，第二是在实体经济中有太多的糟糕投资，第三是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更多的负债，对中国来说杠杆率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都已经超过了GDP的250%，而且正在不断地上升。所以要维持7%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不断地增加贸易或者是投资。这样一种杠杆还会导致巨大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这种信贷的膨胀在东亚地区破灭，从而导致经济的急剧下降。所以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必须要通过改革实现，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这样投资率会下降，在未来几年中储蓄率还会比较高，而不会非常快地下降。
“我认为在未来我们应该继续减少投资，对中国的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鲁比尼说。
其次，人口下降也是中国经济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现在每年有500多万人进入就业市场，今年联合国已经估计中国的劳动人口的数量将不断地下降，这种人口的老龄化也会使得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
第三个要素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们人均GDP很低的时候，可以很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本发展，经济实现高速发展是非常容易的。但一旦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资源的调动能力就变得更困难了，而且随着人口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唯一能够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或是新加坡能够避免中等收入的陷阱，都是非常好的例子，但也有很多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这一困难。
在鲁比尼看来，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法治等制度性的要求，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初步改革。今后10年无论中国经济的增速是5%、6%，这些增速的具体数字都不如三个因素重要。第一是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环境的恶化、空气质量的恶化、水质量的恶化以及食品安全的严重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思考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第二是中国从资本、劳动力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依托服务业增长，要维持充分的就业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也就是实现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第三是增长的包容性。中国和很多的发达国家一样，这里有一个因素是贸易全球化还有资本的密集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削减等等造成了不平等或者收入差距，这就提醒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保证公共产品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的供给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创造就业的机会以及增长的公平性、包容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当然有政策的支持，在价格管制方面有所放松，比如像水电、一些公用事业和服务行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有所退出，混合所有制也在稳步发展。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养老金和医疗体制的改革也在稳步前进。”鲁比尼说。
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青木昌彦为本次论坛提供的背景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2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8.62%，其中人口红利和库兹涅茨效应合计占比3.57%，作为可持续增长的来源，它们将逐渐消失，这是新常态不可避免的现实和遇到的挑战。
三个数字、三个创新的有利条件推动经济增长
刘世锦说，后发经济体有三种增长类型，第一种类型叫做初次扩张型，第二种是追赶标杆型，再一种是前沿扩展型。进入新常态以后的增长动力在比较近的一段时间，主要是第三种前沿扩展型加上第二种追赶标杆型类。如何使中国以追赶标杆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刘世锦研究团队认为，其一就是要放宽准入，纠正体制原因造成的行业间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其二是在一些行业减速的过程中，通过关闭重组，兼并低效率的企业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水平；其三是在原有技术水平架构之下通过改进技术工艺包括机器换人等缩小与最佳实践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未来的创新，中国有三个有利的条件，”刘世锦 说，第一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的变动，其中制造业投资只有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所以投资的增速触底，通俗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靴子已经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然现在是一个分化的态势，我们认为有较大的可能性实现比较平稳的软着陆。
第二是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其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和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的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是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超过了预想，但这仅仅是一个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和对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有三重因素叠加起来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这个创新的成功
机会。
最后，绿色发展也是创新型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2015年中国将有望实现7%左右的增长，CPI达1.8%，固定资产投资达14%，财政赤字率达2.4%，M2增速为12%，新增城市就业岗位将会有1200万人。2015年房地产投资预计会降到8%左右，比2014年的增速会下降约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预计增长12%左右，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实现20%左右的增长。除此之外，像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空间很大，预计会保持在20%左右的增长。所以综合测算下来，201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估计会增长14%
左右。
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认为，在今后10年有三个数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至关重要，即221、750万、4400亿。“221”是中国城市的数量，这些城市在2015年会打造庞大的基础设施，会使新的中产阶级的需求得到满足；“750万”是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的学生人数，这些人才是明天财富的创造者，包括我们这样做全球财富管理的企业非常期待他们的加入；“4400亿”是中国消费者在网上的购物花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这样的市场在五年之内会达到1万亿的规模。这些表明了中国的前景，而且中国在经济再平衡、经济调整过程中也在取得
进展。
“中国在转型为一种学习型、创新型经济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人力资本释放出来。所以中国有一个要素增长率提升的机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午餐演讲时表示，如果说中国能够做好的话，是能够保持7%这样一个新常态的增长率。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的居民收入大概是占GDP的35%，美国这个数字是70%，这一点需要改变。“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结构调整，这个调整也并非易事，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多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调整。”斯蒂格利茨说。
中国新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对速度降低但质量更优的经济增长的关注。中国政府主要强调将经济增长的平衡点从对重工业的投资转移到国内消费上，尤其是服务业；提高资本、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生产率；创新；市场化改革；减少不平等；大幅减少污染和环境损害等。这种新常态有望成为一条对中国人包括外国投资者极具吸引力的发展路径。
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中心政策分析师费格斯·格林与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表述中国的“新常态”是更好的增长、更好的气候，他们说，“这是驱动中长期可持续的国内增长和全球增长的唯一发动机，钥匙就在中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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