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提高,健康食品和生活方式受到更多关注。
  •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教育和娱乐带来沉浸式体验。
  • 全球健康危机加速了医疗保健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可持续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 随着全球健康危机的持续,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成为紧迫议题。
  •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现金交易正在逐渐减少。
  • 数字货币的波动性引起了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关注。
  •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引起了全球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对养老服务和健康产业提出新要求。
  • 在线教育平台的兴起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了新的学习途径。
  • 随着全球健康危机的持续,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成为紧迫议题。
  • 电动汽车的普及推动了能源行业的转型,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 人工智能在医疗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正在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变得日益重要。
  • 电子竞技成为全球年轻人中流行的娱乐形式。
  • 全球经济正在逐步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零售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 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行动。
  • 随着全球健康危机的持续,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成为紧迫议题。
  •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减排行动迫在眉睫。
  • 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引发社会对其影响的讨论。
  • 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带来了新的突破和挑战。
  • 随着5G技术的推广,物联网和智能城市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 随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环境影响受到更多审视。
  • 智能家居设备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 停滞发展不能解决环境可持续问题

    停滞发展不能解决环境可持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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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是停滞发展不是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办法。

    中央编译出版社多年前出版的《发展的幻象》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原初丰裕社会》,提到每个人的工作量随着经济发展而与日俱增,闲暇时间与日俱减;与这种状况相比,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无疑是原初的丰裕社会,停滞发展不仅能解决工作量与日俱增等问题,而且也能解决环境资源问题。

    应该说,几千年来,不少思想家都有以不发展来解决诸种问题的想法。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老子有这样几句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按照我的粗浅理解,老子的意思是停滞发展,回到蒙昧状态,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还有一种由发达国家社会学家和环保人士提出的反发展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就是基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反发展主义推崇的是不丹这样的倡导追求“国民幸福指数”的国家。然而,随着国门的打开和外部诱惑的进入,不丹也面临着很多现代国家都出现的问题。比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进城,失业人数增加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不丹的外部债务也已飙升至接近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0%。不丹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不丹也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失业等问题。这说明,发展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企图停滞发展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是不可能的。

    同样,发展也不会自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质量的退化与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污染会出现拐点。但是,是否存在拐点尚有争议。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已经出现拐点,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而言,拐点何时出现,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如果等待时间过长,污染会超过生态承载力,损失和代价无法弥补。发达国家拐点的出现,是经济增长自然带来的结果,还是污染转移带来的结果,一直饱受争议。

    总之,要在发展主义和反发展主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发展主义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进步理论,它把围绕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经济增长指标神圣化,导致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反思发展主义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走上反发展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当前发展主义的困境是价值困境,要走出困境,必须进行价值观层次上的反思。新的发展观要体现四点:第一,为实现人们的真正幸福而发展;第二,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发展;第三,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发展;第四,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而发展。

    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加强全球合作。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拐点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是以发展中国家污染的加重为代价的。根据OECD的研究,OECD国家基于消费测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基于生产测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15%,有7个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挪威等)这一差距甚至高达40%。这说明发达国家消费带来的许多污染成本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该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并有所作为。

    技术进步是解决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本依赖。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全球环境问题可能更加严峻。中国过去30多年单位GDP能耗年均下降4%,除了管理效率、结构调整等要素外,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者。在当今世界,不是没有减排技术,而是成本太高,需要搭建全球性的减排创新技术平台,降低减排的技术成本。而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帮助,而不是搞技术封锁。

    全球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大的分工深化:第一次蒸汽机时代,国际分工体现在产业之间;第二次信息化时代,国际分工体现在产业内部、产品内部和价值链上。从微笑曲线和污染代价曲线的对比可见看出,发展中国家承担了较多的污染成本,但获利较少。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也应给发展中国家以更多的支持。

    重视提高城市化质量。解决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更主要的是一个社会过程。而城市是各种社会过程集中之地,必须重视城市发展在解决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城市是人口聚集的主要载体。目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住在城市。从全球范围来看,2014年超过54%的人居住在城市,1950年,世界上30%的人居住在城市,预计到2050年将有60%的人居住在城市。1978-201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升至53.7%。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其次,城市是生产活动的聚集地,大部分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假设第一和第二产业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2013年,中国城市聚集的经济活动达90%。这表明,从空间上来看,城市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地方。

    科学规划是优化城市发展模式必不可少的前提。虽然城市发展规律现在还不能得到完全的认知,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城市的发展规律是可寻的。城市的健康发展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和政府的正确作为,市场很难在城市发展中起到正确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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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法经济增长质量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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