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奇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传统观念认为，道以养身，释以养心，儒以治世，三位一体。这一传统文化的精魂纵贯古今，覆盖地球上凡有华人的地理空间，以汉语为母语的15 亿炎黄子孙，无不受其熏陶。儒释道三家，释是外来文化， 生于本土的儒道两家都源自淮河流域，因此淮河文化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
根据德国思想家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个创造人类“文化元典”的时代，是一个在它之前都“趋近”它、在它之后都“回味”它的时代。中国、印度、希腊等东西方几大文明古国同时跨入大创造的门槛，一代大师几乎同时出现，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苏格拉底比孔子小10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相差7岁，这一时期集中涌现的思想对于后世影响深刻， 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时，总能在“轴心时代” 的思想里获取精神的指导。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思想尤为活跃，出现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旷世奇观。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即天人合一观念、道德本位意识、和谐融通精神都深深地根植于淮河流域，这里的山川地理、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孕育出一大批“高山仰止”的思想文化“旗手”，阐发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如老子、孔子、管子、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等都出生、成长于淮河流域，他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创性架构师”“导向性引领者”，是他们使淮河文化璀璨夺目，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华文化的“轴心”。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高原，那么淮河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高峰。
纵观5 0 0 0 多年中华文明史，淮河流域不缺文人的密度。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古至今，文坛群星灿烂，先秦诸子，汉魏“三曹”、诸葛亮， 明末清初吴承恩等家喻户晓。
不缺文章的深度。《管子》《老子》《庄子》《论语》《孟子》《淮南子》是中华文库经典中的经典，《道德经》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位居第二的著作。
不缺文化的厚度。南北气候分界线的独特区位，使各种文化在这里被包容、被消化、被吸收、被沉淀。南雨北雪、南船北马、南稻北麦、南秀北雄在这里汇聚交融。这里既流响着青春少女执红牙板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韵味，也回荡着壮硕大汉握铁简板引吭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旋律。
不缺文明的高度。老庄孔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等醒世哲思，被视为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
将淮河文化定位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鸟瞰。只有把淮河文化放在世界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时空坐标中去研究，站在“中华传统文化轴心”的高度来认知，才能真正发掘出它的丰富内涵、珍贵价值和深远意义。今天，淮河文化兼收并蓄、各美其美的包容共生智慧，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动力。
淮河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40市181 县， 流域面积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35，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2%，生活着占全国超过1/9的人口，生产着占全国1/6的粮食，提供占全国1/4的商品粮， 人口密度居全国各大流域之首。自黄河夺淮入海以来，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动荡及行政区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片土地多灾多难，在区域发展的赛道上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中华文化的天幕上，灿若北斗的淮河文化也因此被淹埋、被忽视，沉潜于历史的长河，尘封于人们的记忆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从中发掘文化自信，制约了这片土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生活着占全国超1/9人口的这片土地， 亟待重新审视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鼓足精气神，适应新时代，找回自信，重塑自我。
近年来，学术界对淮河文化的研究逐渐升温，沿淮五省相继开展一些零星的淮河文化研究活动，出现一批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国家层面的研究机构、新闻单位和淮河流域的人文社科专家学者关注、研究淮河文化也渐成气候，这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但是，当前的淮河文化研究存在一些需要重新审视的现象： 一是对淮河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定位不准，有“一脉”说、“区域”说、“重要组成部分” 说，无人“背负青天朝下看”， 将其上升到“轴心”的高度予以考量；二是淮河流域五省都以自身的文化图腾为标志，安徽称自己为徽文化，河南称自己为中原文化，山东称自己为齐鲁文化， 湖北称自己为楚文化，江苏称自己为太湖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淮河文化被五省集体无意识忽略，没有形成流域文化圈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淮河文化研究和宣传上更难产生协同效应；三是对淮河文化的研究缺少“顶层设计”，重细枝末梢、轻主枝主干，视野不宽， 境界不高，支离破碎；四是对淮河文化的研究不够全面系统， 各地各行业各取所需，对文化应用层面研究多，对文化精神层面研究少；五是与现当代文化结合不够紧密，对淮河文化的精髓和传承价值提炼不够。简言之，当前对淮河文化的研究缺乏全局性定位、定向，缺乏流域性认可、认同，缺乏整体性发现、发掘，缺乏系统性整理、整合，缺乏建构性创造、创新。
当下，沿淮五省及国家层面的文化学者应协作攻坚，同心勠力，紧扣“淮河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这一全新定位，统筹谋划、整体发掘、系统整理、全面研究，以增进1.65亿淮河儿女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推进淮河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把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精神力量，更是淮河文化研究的历史担当和时代使命。鉴于这一文化工程的浩大，可分系统、分领域、分阶段、分主题开展研究：
一是研究轴心时代淮河文化的思想体系及对后世的影响，重点研究儒家、道家的宇宙观、天下观、哲学观、社会观、道德观、民本观、经济观、生态观、法制观等，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等思想观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性”贡献和对世界文化的深远影响，搭建淮河文化理论框架，推进淮河文化“轴心效应”重放异彩。
二是研究秦汉以来淮河流域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及其学术思想著作，对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
三是成立由社科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地方专家学者组成的淮河文化研究联合组织， 共同对淮河文化进行跨学科、集团化研究， 建立淮河文化研究资料库和数字资源库，编纂《淮河文化研究大辞典》，为今后持续深入研究淮河文化奠定基础。
作者为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