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桂芳 岳晓兰
古希腊著名的经济学家、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如今，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农业这一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正在经历数字化变革。诚如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27年前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预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包括农业在内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已然成为世界潮流。举世关注的中国“新基建”，不仅为制造业、服务业注入发展新动能，也点燃了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成为强农业、稳经济的发动机。
2017年以来，在传统基建带动经济增长作用逐步减弱的情况下，我国“新基建”破土而出，迅速形成新经济业态， 在稳增长、稳投资、稳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抗疫防疫和复工复产中的出色表现，更展现了其在社会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力。随着“新基建”持续深化和产业变革加速，我国互联网由“上半场”爆发式增长的消费互联网迅速转入以产业互联网为主要增长点的“下半场”。特别是以“上云用数赋智”为特点的工业互联网（即工业产业互联网，下同）浪涌潮起，进一步释放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链变革、全要素增长和效能提升。与此同时， 农业产业互联网也应运而生， 呼应工业互联网的狂飙突进， 开辟了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深度融合、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新境界。
农业产业互联网本质是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贯串农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各环节， 衔接各类生产经营资源要素， 促进农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最终实现产业协同效率和运行质量的双提升。我国工业互联网甫一启航，阿里、腾讯、京东、拼多多、邮乐农品、农信互联、甲骨文超级码等互联网企业“春江水暖鸭先知”， 即重仓布局农业产业互联网业务；中化、中粮、中联重科、北大荒、新希望等农企也迅速挺进；工业互联网先发地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市，更是主动拥抱农业产业互联网。尽管各有千秋，共同做法都是将数字化渗入“种、养、产、技、管、收、储、卖”产业链各环节，实现精准种养、智慧管理、聪明销售、可信追溯，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目前，我国农业产业互联网已出现将互联网技术深刻运用于智能农业、互联网营销综合运用于电商、互联网与农业产业链深度融合三种基本模式， 涌现出云认养、新型电商、农地云拼、数字农场、智慧养殖场等新业态，数字农业构成神州大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在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进程中，浙江省先声夺人。自2018年起，浙江立足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将始于2013年的“ 机器换人” 升级为“产业大脑+未来农场（工厂）”，打造茶叶、中药材、畜牧业、渔业等产业互联网， 加快农业迭代升级，创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如慈溪市在盐碱地上建设数字化菌菇种植基地，年产值破百万元； 德清县数字蔬菜工厂实现年产番茄200万公斤，效率是传统大田的30倍；桐乡市华腾牧业以数字化变革打造智能养殖场，省工80%、节水60%；武义县寿仙谷药业构建“未来农场+未来工厂+未来市场”中医药产业链协同应用机制，灵芝出芝率提高16.5%，产品不良率降低20%，惠及1840余户药农，助力增收706万元；安吉县“安吉白茶产业大脑”助力安吉白茶销售， 价格每斤提高100元，全县茶农每人年增收8600元。浙江的实践证明，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实现了农业“种得好、管得好、卖得好”，大幅提升了农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仅有助于克服疫情带来的冲击、增强农业产业韧性、释放稳链保供发展潜力，也对我国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序衔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意义深远。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农业产业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发展尚缺乏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上下结合的系统互动，总体上是星星点点、未成气候， 因之有人形象地比喻为“觉醒年代”的前夜。究其原因，主观上是受城乡二元体制和传统重工轻农思维影响，农业产业互联网还没有进入多数地方和部门的视野；客观上是传统农业产业链“小散弱”，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困难更多，不像发展工业互联网那样短平快。具体而言，一是传统农业链条上农户所处的生产端、经销商和贸易商所处的流通端、消费者所处的消费端，中间都“隔着一道墙”，农产品流通低效率、高损耗， 以致经常出现“丰收伤农”、增产不增收； 二是我国农业供应链建设起步迟， 基础设施不配套， 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滞后，数字化渗透力、支撑力偏弱，标准化水平低，导致流通环节过多， 物流不畅；三是农业信息孤岛和重复建设较为普遍，国内传统数字化项目资金预算高、建设周期长、模式千篇一律，存在动态数据缺失、交付即淘汰等难点痛点；四是农业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面临投入成本大而收益不确定、投入周期长而企业生命周期短、转型人才要求高而人才缺乏等突出问题。必须下大功夫解决这些问题，这对于稳住基本盘、筑牢压舱石、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显得尤为紧迫。
农业在中国是极为庞大的赛道，农业产业互联网是一片蓝海。据测算，数字经济一旦赋能传统工业，就会带来颠覆性的资源优化配置，其效益将增长1%—10%。农产品加工业是我国最大的制造业，2020 年规上农产品加工主营收入为14.46万亿元，如数字经济赋能效益按5%计，就是15.18万亿元，额外增加了0.72万亿元。可见，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 加快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市场价值巨大。但是， 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仅9.7%，远低于工业的22.59%、服务业的43.7%。而同期韩国农业产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是17.4%，德国、英国更分别高达24.8%和29.9%。在建设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必须用好新基建这一“利器”。新基建的核心体系是产业互联网，它包含的三大工程（数字工程、融合工程、创新工程） 是以数字化手段打通农业“任督二脉”的制胜法宝，将催生数字农业迸发出稳经济的蓬勃力量。据测算，到2025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1.26 万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可达1.36万亿元。因此，要抢抓新基建机遇，以农业产业互联网为抓手，推动数字强农向“种、养、加、储、销”全链条延伸、向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覆盖、向东中西部全疆域农业扩展，加快数字化变革“三农”，实现强农业、稳经济、富农民、固国本。这是大国小农国情下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农业为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提供坚实而强劲支撑的战略举措。
如何加快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笔者认为，要借鉴工业互联网发展经验和浙江等农业产业互联网先发地区的做法， 突出抓好以下方面。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这是我国工业互联网突飞猛进的成功经验。2017年以来， 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政策层层出台（仅国家层面就公布近20个重要文件），从顶层引领到地区响应，从专项行动（工程） 到专项工作机制，从体系标准到工作评估，环环相扣、有序推进。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应借鉴这一经验，高屋建瓴进行顶层设计。首先要明确战略定位。把农业产业互联网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支撑和谋求我国农业新一轮国际竞争优势的着力点，上升为国家战略， 列入新基建重点领域，落实在规划方案、政策制度、统筹协调、项目投入等方面并加力推进。同时，要像浙江那样，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将“三农”数字化变革落到实处，推动领导干部将数字化的技术、思维、认知贯穿于五大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做到“ 道” （理念）、“器”（数字化工具）、“术”（方略）统一， 提升领导干部技术思想理论迭代速度，自觉用市场化数字化思维谋划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次，要统揽工业和农业两类产业互联网。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改变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滞后的现状。新基建应统筹两类产业互联网建设，同步推进，防止重工轻农、厚此薄彼，农业大省、大市尤应如此。浙江省2021年印发实施的《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2022年印发的《浙江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统筹全域整体智治、工农协调发展、城乡高效协同，堪为典范。云南省规划实施首批产业互联网10 个示范项目，将花卉、云果、文州三七及中医药、农业产业数字化综合服务等项目纳入其中，体现了数字化赛道上城乡统筹、工农一体的思路。再次，要处理好宏观、中观、微观的关系。宏观层面，突出战略谋划，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加强理论政策研究和体系设计，对接已有规划相关内容（如“十四五”规划和2023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明晰发展方向、重点、实施路径和举措。中观层面，突出制度建设，以破解问题为导向，系统设计区域布局、技术创新、生态机制建设和当前阶段优先项。微观层面，突出可行性操作，统筹网络、平台、数据、场景一体化设计，落实试点示范引领、区域落地推广、数字化解决方案和财政金融支持，靶向破解堵点难点，推动可持续发展。
第二，加强数据汇聚。数据是农业产业互联网的核心。传统生产要素数据化后可以质变产生新的生产要素，成为农业决策的依据，甚至成为农业安全的掌控阀。荷兰蓝点公司基于占全球绝对优势的双孢菇菌种和智能工厂装备输出，在建立荷兰双孢菇工厂化大数据库的基础上，集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80%以上的双孢菇生产经营大数据，牢牢掌控了全球双孢菇的市场动向。中国农业产业互联网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农业大数据的资源集聚和深度挖掘利用。现阶段要聚焦生产端基础数据采集、打破“数据孤岛”两大难点，加快构建从种子到生产经营流通一体化、“空天地”一体化的数据资源采集体系。全国首个在主粮领域实现地块级全程数字化管理的中联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将水稻种植过程分为49个关键决策环节，在全程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水稻数字化标准化种植体系， 为种植户对应的种植环境作出最优解， 使数字化“ 云” 成“雨”。浙江、安徽、江苏、广西、云南等地以生产端可信大数据、遥感大数据、物联lot 大数据及舆情大数据等构建大数据基座，建成了省级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浙江以“浙农码”作为数据归集的抓手，破除条块分割、条线孤立、碎片化模式， 打通供给侧、需求侧、管理侧需求，实现数据共享。以构建安吉白茶产业大脑为例，在管理侧，通过数字化全面掌握产业分布、种植面积等底数，进行产量核定，实行总量控制；通过数字化监管做好原产地保护，保证安吉白茶品质， 提升区域公共品牌价值；通过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的“码上办”，提升服务效能。在供给侧，助力茶企、茶农通过数字化的用工管理、种植与加工、农事信息互享降本增效， 提升成品茶产量品质；通过掌握流通信息、商品智能营销来提高成品茶销售价格，降低库存，以销定产。在需求侧（消费者），通过数字化精准识别安吉白茶真伪， 进行品质溯源，实现从“茶园到茶杯”的无缝对接， 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农业农村部在“浙农码” 基础上，打造国家层面的“全农码”，将加快农业农村数据汇聚和关联互通，推动数据资源体系构建、数据开放共享、数据分析与应用，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第三，加强场景应用。数字时代，场景为王。农业产业互联网能否落地、落地成效如何，取决于场景应用。我国农业地域千差万别，农产品千姿百态，决定了农业数字化场景千变万化。农业产业互联网必须立足国情农情和具体区域特点， 以农产品单品为切口，加强“大物移动云智链元”技术在育种、种植、养殖、加工业等方面的集成应用，探索内容丰富、模式多样、载体多元的应用场景。浙江的经验是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选准小切口，创设大场景”，以全领域、全链条、全流程的场景革命延链补链强链优链。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构建特色农品产业大脑时，运用数字技术贯通种养、加工、流通、品牌、文化、服务各环节，做到“七全”，即主体全上线、地图全覆盖、数据全贯通、业务全闭环、服务全集成、一码全管理、场景全呈现。目前，已为全国500多个地方政府、5000多个智慧农业基地、25000家品牌企业、400亿件商品提供了“数字化+”场景服务。在与地方合作的杭州西湖龙井产业大脑、安吉白茶产业大脑、松阳数字“三香”（香茶、香榧、山茶油）、安徽砀山数字梨园、广西象州“像你那么甜”系列智慧米果等项目中，超级码提供标准化种植、价格指数、品控分级、交易提合、可信供应链等综合服务场景，助力产销对接，使小产品变成大宗货，实现了新的曲线增长。以“小” 见“大”已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创新农业产业互联网场景的共识。近年来，部分省（市、区）农业农村部门以新基建为契机，开展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试点，选择了大豆、苹果、茶叶等8大类15个品种作应用场景示范。如蟹蟹邦从大闸蟹单品切入农产品产业互联网，率先实现大闸蟹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整合；北京农信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锚定小麦、大豆、柑橘、苹果、酱酒（原料）、调味品（辣椒、葱姜蒜）等近10 个农产品单品，以炒制“小锅菜”的功夫一个一个地做链式应用场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轻量化、场景化、模块化的数字化工具箱，有效赋能乡村振兴。
第四， 加强平台建设。平台建设是农业产业互联网的重要抓手，其要素集聚能力、牵引带动能力决定着产业互联网的运营能力。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主要是综合性、区域性两大类，需要高强度资金、高精尖人才和高端设备等投入， 一般农业企业无力也没必要单独建设，应由政府主导，依托有实力的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建设运营。一是综合性平台要以头部企业为主体。国内外做法通常是依托互联网头部企业或农业头部企业进行建设和运营，政府作为公益性项目予以扶持，包括将日常运营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其中行业的综合性平台，如粮食、油料、畜牧、渔业、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大脑，可由“政府部门+头部企业”合作共建，或鼓励行业协会牵头建设。通过各类综合性平台，为中小农企提供工具、资源，帮助企业迅速跟上发展形势，升级数字化竞争力。如集成规模订单，向链上中小企业输送；利用供应链金融数字风控转化信用数据，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效对接资金，等等。二是区域性平台建设有多种形式。省级平台可由政府统筹搭建，推进“产业上云、资源结网”。如浙江由省级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按照统一规则和标准，搭建省级农业产业大脑、乡村大脑，进而开展省和市县层级的推广，形成省级大平台带动、区域子平台支撑，链接各类农产品、经营与服务主体的平台体系。这种模式“简便廉验”，值得仿效。在市县层面，可由政府整合现有资源，搭建生产端平台，将农产品汇聚于同一品牌下，通过这一接口链接到大型市场化销售平台；或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发起并组织相关方共同参与构建；或由掌握市场端的产业链主企业将品牌、市场标准反推到生产端， 牵引起从种养到销售的整个产业链。中国电科集团旗下安徽峰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智慧农贸平台推动农产品产销数字化转型，将已有的千余家智慧农产品交易市场的物价、产地、消费、客群等大数据信息汇聚起来， 打通供需连接渠道，重塑快速、高效、精准的农业产销生态系统，构筑了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双向互动新模式。三是发挥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作用。工业互联网软硬件先进、要素汇聚耦合能力强、商业模式成熟。目前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我国15个细分业务领域中， 平均用户规模已达6.9亿人，是相关产业链供应链“链长”。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应借力现有工业互联网平台来驱动。国家和省级层面应鼓励和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主动对接农业产业，通过海量供需的精准检索匹配与深度对接，打造连接用户、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加快科技、产业、资本直通“三农”，激发数字农业稳经济的强大潜力。
第五，加强科技创新。从农业发展趋势看，1.0是传统农业，2.0是机械农业，3.0是数字农业，4.0是智能农业。我国农业产业互联网是农业2.0、3.0、4.0的集成，并贯串于农业“五化”（生产装备化、装备数字化、监管网络化、管理智能化、作业无人化）嬗变的全生命周期。科技创新是数字农业的源头，也是我国农业产业互联网的软肋。比如，国产农业传感器核心技术较为落后，动植物本体传感器、专用智能芯片主要靠进口，动植物生长模型阙如， 卫星定位、地理信息、遥感、现代通信技术等技术融合集成度偏低，技术应用与实际生产“两张皮”。为此，要加强科技创新，重点突破基于物联网的农情感知、基于大数据的农业分析、基于云计算的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着力研发“小、专、精”的数智化农机装备或农业机器人，尽快补上农业产业互联网的科技短板。2022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出了未来驱动农业蓬勃发展的四大技术，即人工智能、垂直农业、区块链、自主机器和机器人。位于迪拜Zabeel公园的绿洲大厦，就是运用这四大技术建设的一座垂直农场，主要种植粮食作物（有些楼层为居住空间），其一年的产量可满足4万人一年的粮食需求。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应发挥制度优势，打造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瞄准前沿数字科技，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面向数据采集和反馈控制等需求，加强农业机械、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改造，加快建立“智能感知、定量决策、精准控制、个性服务” 的智能技术体系，开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推广应用。李玉院士团队针对我国食用菌工厂化占地规模大、智能设备依靠进口等痛点，联合北京、台湾等地有关科研单位和企业，以“六化栽培”（智能化、少人化、轻简化、周年化、节能化、高效化）为出发点，研制了集成40余项专利技术、庭院晒场林下都可摆放、进行菌菇生产的智慧方舱，已在合肥“中国菌物谷” 等地落地应用，产生了“一个方舱十亩田，一年产值过百万”的效益，走出了“小农户、大生产”“两强一增”的路子。
第六，加强人才培育。产业升级是一项由人推动的变革，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关键在人。我国数字人才长期短缺且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其中95%又集中在研发和运营环节， “三农”数字化人才稀缺，农村工作生活环境条件又难以留住人才。2021年，我国二产和一产的数字化岗位需求仅占总数的7.1%和0.1%，且向三产流动的趋势在加剧。如何破解农业产业互联网的人才痛点？当务之急是将“三农”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同步规划和推进中高端专业人才和数字技能型农民的培育。郑州市2021年实施大数据人才培养“码农计划”，政府出补贴， 鼓励高校和互联网企业深入合作，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培养和储备10万名大数据人才，这是不等不靠解决当地数字人才缺口的睿智之举。要加快建立数字人才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鼓励大中专学校创新设置农业产业互联网专业及课程， 通过校企合作的“双元制”， 培养以应用为导向的人才。将数字技能纳入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高素质农民的培训范畴，加大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和推广，及时将新技术用于学生和从业者的技术技能评价。鼓励和引导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大学生村官等扎根农业数字。阿里巴巴2021年11月起推行“乡村振兴技术官”计划， 向湖南、陕西等5省派驻160名数字人才，在种田、种果、养猪、营销、农品溯源等领域深耕数字农业，“程序员”变身“新码农”，直接带动和影响了当地一批数字新农人迅速成长。腾讯、华为、邮乐、易刚高科、甲骨文超级码等互联网企业，近年来也结合贫困地区产业帮扶开展“码农”上山下乡，助力地方用数字打开“两山”通道，撬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推动乡村振兴。建议总结推广码农下乡做法，组织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互联网企业的数字人才下沉乡村一线， 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共同探索农业产业互联网发展新路径，谱写数字变革“三农”、强农强国的时代华章。
作者分别为安徽大学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委员、安徽省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人民数据乡村振兴数据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溯源与品控专业委员会秘书长